薩特(35)_學達書庫

三五

　　繼民主與革命聯盟的失敗後，朝鮮戰爭又使薩特經受了一次衝擊。這兩次衝擊使薩特越來越深切地感受到一個十分尖銳而又無力突破的矛盾；個人自由和一切人的自由、實踐的有效性和道德的純潔性之間的矛盾。

　　「我的自由意味著一切人的自由，但一切人都不自由。我不能同時既屈服於和一切人團結的規則，又避免在這種張力中身心崩潰，我不能獨個兒獲得自由！」

　　「道德或是句無聊的空話，或者它就是集善與惡於一身的具體總體。」

　　如何超越這一矛盾，如何看待暴力問題以及目的和手段之間的關係？薩特決定首先在創作中回答這一問題。這次，他仍然選擇了戲劇這種形式。

　　為了完成新的劇本，薩特需要安靜。他離開了喧囂巴黎，和波伏娃來到滑雪旅遊區——奧隆。每天波伏娃出去滑雪，薩特則足不出戶地在旅館內創作，在這兒度假的人們總在議論他：認識他的人覺得要寫作也不必到這樣一個滑雪的好地方來寫；而不認識他的則懷疑這個人是不是有些神經不正常。下午5點鐘，每當波伏娃帶著山間的餘雪和清鮮的空氣回到薩特的房間時，往往見到他在一片煙霧繚繞中奮筆疾書。她感到要把薩特從他的劇情中拉出來，去寬敞的客廳裡吃晚飯，都要費九牛二虎之力。離開奧隆，他們又重訪了馬蒂埃爾、加桑等地。但薩特一直沉湎於16世紀的德國——他的新劇本的背景中，無論到了哪兒，總是呆在旅館裡沉思，寫作，再沉思，再寫作。即使波伏娃興致勃勃地遊玩回來，給他描繪當地大街小巷的奇景逸事時，他也從不肯出來哪怕是溜達一下。

　　這部名為《魔鬼與上帝》的戲劇在薩特剛寫出前三幕時就開始排演了，這以後便是邊寫邊排。這齣戲主要塑造了葛茨的形象。葛茨是貴族和平民的私生子，作為德國最傑出的軍事指揮家，他帶領著自己的軍隊到處燒殺搶劫、無惡不作，借此來表明自己在與上帝和自己的本性作對——他選擇做一個魔鬼。就在他打算再掠奪一個城市，再進行一場血腥的屠殺之時，一場爭論和一個賭局使他變成了一個善人。從此，他把自己的土地都分給了農民，專行聖潔、慈善之事，試圖創建一座沒有罪惡、沒有饑荒、沒有任何暴力的幸福之城。然而，由於現實的形成包含了深重的歷史積澱，個人的覺悟並不能改變所有人的固有觀念，葛茨實心實意的善行先是不為人理解，後來竟導致了一場真正的災難性的戰爭。最後他不得不再次回到軍隊中，擔任作戰的軍事指揮，重操昔日殺人的舊業。

　　《魔鬼與上帝》是1951～1952年度演出季節的重要事件。它在安托尼劇院不間斷地演出了120場，並延續到第二年度的演出季節，不論是贊成還是反對，人們對這齣戲的反應十分熱烈。和《肮髒的手》一樣，《魔鬼與上帝》同樣使薩特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攻擊。由於涉及上帝，基督徒們在演出前就很警覺了，天主教書評家亨利·丹尼爾·羅普斯在彩排時即混進了劇院觀看，他當即警告大眾，說薩特的這部新作是一部「荒誕的瀆神」之作，是一架「反對上帝的機器」。而法共方面則指責它的劇情對自己有諷刺的意味：好戰的平民領袖納司蒂在革命條件還未成熟之時，就號召農民舉行起義。薩特不得不忙於接受左、右兩派報刊記者的採訪，並在予以適當回擊的同時，盡可能清楚地闡述自己的創作原旨，以給觀看此劇的觀眾以正確的引導。

　　事實上，《魔鬼與上帝》反映了薩特思想轉變的整個過程。從《蒼蠅》中俄瑞斯特斯的出走，到《肮髒的手》中賀雷德的被殺，再到《魔鬼與上帝》中葛茨的重新歸隊，這揭示了薩特從無政府主義狀態到決心以實際行動介入到思考的方式，這一曲折艱難的過程。在1944年二戰剛剛結束時，薩特不顧一切地去行動，認為通過個人的主觀努力可以超越任何境況。到現在，他逐漸明白了環境條件的確可以阻礙個人的超越，面對目前這種矛盾雙方積習已深的情況，處於走上歧途已經很遠的社會，任何個體的拯救是不可能的，可能的只有集體的鬥爭。而個人的行動必須在這種難以固守道德的條件下賦予自身以倫理的規範。葛茨既接受了農民戰爭的紀律，又沒有否定自己的主體性，並在實踐中完好地保存了懷疑的品質。可以說，他完美地體現了薩特所設想的實幹家的形象——「我使葛茨做到了我自己無法做到的事情」。

　　為自己的問題找到一條審美的道路，並不能使薩特滿足。他決意要上下求索，努力去做葛茨所做成的事情。

　　第二十二章　與加繆決裂

　　1952年9月巴黎知識界最引起轟動的事之一是薩特——加繆之爭。幾乎所有的報紙都大量選載兩位作家的公開書信，而有名的週刊《週末文藝》因專門開闢了三欄登載了名為「薩特—加繆之決裂是徹底的」而銷量猛增。知識界的頭面人物也都紛紛對這一公開的決裂發表評論。一時間，巴黎人不斷重複著這場爭辯中最刻薄的言辭：加繆說薩特「總是把自己的座椅放在順乎歷史前進的方向」，而薩特則針鋒相對地說，不論加繆走到哪裡，總是「帶著一個便攜式台座」，以供人瞻仰。

　　當代法國最偉大的兩位作家的相識要追溯到1943年6月，薩特的戲劇《蒼蠅》在首都劇院彩排的時候。那天，薩特正站在票房旁的休息廳裡，突然有一個高高瘦瘦、褐色皮膚的年輕人走到他面前，自我介紹說：

　　「我叫阿爾貝·加繆。」儘管這是第一次謀面，他們對彼此並非毫不熟識。早在1939年，當薩特還只是文壇上一位新人時，加繆就發表了一篇讚揚薩特的短篇小說《牆》的文章，薩特在1942年9月則回敬了一篇《論〈局外人〉》的文章，而此時加繆也只是文壇上一個不知名的小卒。他們相互賞識，完全因為發現了彼此作品中某些不謀而合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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