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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


  第二十一章 從《肮髒的手》到《魔鬼與上帝》

  「民主與革命聯盟」不僅耗費了薩特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而且為他招來了一系列新的攻擊。法國共產黨方面不斷有人著書、演講,號召人們抵制薩特的「肮髒」著作和他那「走第三條路」的政治觀點。這使法共和薩特的關係十分緊張,而薩特在這一時期所推出的一部戲劇更使這種緊張達到了頂點,這就是《肮髒的手》。

  為什麼法共會對這部戲劇如此敏感呢?因為劇中的兩位主角都是共產黨員。雨果是一位出生於資產階級家庭的年輕的共產黨員,他接受黨的派遣,去完成一次刺殺任務——刺殺一位有著豐富的革命經驗的共產黨領導人賀雷德。由於賀雷德主張與反動勢力進行暫時的妥協,另一位共產黨領導人認為他的雙手已經沾上了肮髒的血污。雨果並無法判定賀雷德的行為是否真的是叛變,但為了證明自己能殺人,為了通過完成刺殺任務來與自己所屬的階級劃清界線,他在情殺和政治刺殺兩種動機混雜的狀態中,殺死了賀雷德。然而兩年後黨的政策發生了變化:事實證明賀雷德當初的主張是完全正確的,革命要成功就不可能不有一雙伸進血污中的手。雨果徹然頓悟:自己死抱住的那種純潔的革命理想是多麼荒誕啊!他毅然決定離開他的組織和戰友們。儘管薩特無意把此劇寫成一部政治劇,但由於主人公和情節帶有強烈的政治意味,《肮髒的手》在大眾眼裡成了一部不折不扣的政治劇。

  1948年4月2日,《肮髒的手》在安托尼劇院首次公演,獲得了巨大的成功。這天,因忙於「民主與革命聯盟」的事宜,薩特未能到場。演出結束時,人們紛紛走過來和出席首演的波伏娃握手,讚揚聲不絕於耳:「真出色!」「簡直是絕了。」從這天起,該劇一直不中斷地上演,直到9月20日才落下帷幕。而到了11月,這齣戲又在美國百老匯再次連續上演,美國觀眾對它亦是好評如潮。

  與觀眾的熱烈反響相比,評論界的反應則冷淡得讓薩特氣餒。資產階級評論家在劇本上演後保持沉默,他們要等著看他們的對手作何評價。共產黨人棄之如敝屣,一位俄國評論家寫道:「為了三十個銀幣和一盤美國扁豆,薩特把最後一點榮譽和正直都出賣掉了。」而《人道報》就此對薩特的一生作出了總結:「難於索解的哲學家,令人噁心的小說家,引起公憤的劇作家,第三勢力的政客——這就是薩特先生經歷中的幾個階段。」緊接著,資產階級打破緘默,把一堆一堆恭維話向薩特倒過來,而美國人則把《肮髒的手》改編得面目全非,並使之帶上反蘇色彩。

  與薩特的本意相違,人們把《肮髒的手》理解為反共的,因為看完了此劇後的人大多同情雨果。而事實上,薩特是站在賀雷德一邊的,為了清楚地表明自己的創作意圖,薩特在答記者問時強調:「賀雷德代表了革命的現實主義,而雨果則代表了革命的唯心主義。至於我,我想政治要求人們弄髒雙手,」「而且必須如此。」在該劇的題詞中,薩特選用了聖·朱斯特的一句話,「沒有人能清白地統治。」薩特並不想否認共產黨,因而他在劇中將共產黨描寫成對付反動勢力的惟一有效的力量。但他希望人們注意到:黨內的種種困難和矛盾都已溢出黨外,而當一種新的正確的政策路線被提出來時,它往往會被用暴力或和平手段所消滅,這才是這齣戲劇最真實、最深刻的內涵。

  部分現代文學理論家指出:作品一旦被創作出來,它就與作者徹底脫離了關係。這種說法似乎過於偏激,但也不無道理。儘管薩特再三否定自己創作此劇的反共意圖,《肮髒的手》還是被用來作為宣傳冷戰的工具。失望之余,他於1952年決定禁止這齣戲在別的國家上演。當西班牙、希臘、印度等地準備上演該劇時,薩特堅決地阻止了。1952年11月,由於有人將此劇用作反對他即將參加的世界和平大會的武器,他又禁止了該劇在維也納的上演。1954年,當他為再次抗議該劇在維也納上演而舉行記者招待會時,他重申了禁演的理由:

  「我並不否認我是《肮髒的手》的作者,但我為它被另作他用感到遺憾。我的劇本已成了人們打政治仗的戰場,成了政治宣傳的工具。在現在這種緊張局勢中,我認為該劇在柏林或維也納這些神經敏感的地方上演是不可能有助於和平的。」

  薩特沒有想到,當解凍時期到來時,這齣戲竟得以在南斯拉夫等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上演。

  時局每況愈下,那個張開懷抱迎接薩特的戲劇的國家最先伸出了「肮髒的手」。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10月,麥克阿瑟率軍打過三八線。由於對時局的看法不同,薩特與多年並肩戰鬥的同事,一直實際負責著《現代》主編工作的梅隆·龐蒂發生了重大分歧。戰爭使梅隆轉入了否定政治的立場,他使《現代》對這一重大事件不置一詞,「大炮發了言,我們只能沉默。」他這樣解釋說。薩特則要求雜誌對這個問題發表意見,表明立場,他為《現代》未能觸及現時代的大事而感到遺憾。這件事構成了這一對戰友最終決裂的開始。

  薩特再次陷入了迷惘和悲觀之中,他再次感到無所適從:「美國方面那麼寡廉鮮恥,蘇聯方面又那麼偏執狂熱,真不知世界上還給我們留下什麼容身之地。」法共方面固執地把他視為敵人,這就使他看起來真的倒向了另一邊。薩特知道自己必須作出抉擇,但他無法預測這種抉擇可能引起的後果,這使他深刻地感受到自己處境的矛盾性。現在,他惟一能做的是譴責和揭露美國當局:

  「你們的道德感很強,極其拘謹,但你們奉行的政策卻與你們的道德感相抵觸,你們問心有愧,總是覺得苦惱。」

  在另一次美國記者的採訪中,他一針見血地說:

  「……這樣你們就被拖進了地獄,被迫參加朝鮮戰爭,在朝鮮人中間同北朝鮮人戰鬥。再者,你們對解決朝鮮統一問題並無誠意,因為你們害怕北方共產黨人會控制整個朝鮮。」

  然而,人們還是每天從報紙上看到抓人、大規模轟炸、掃蕩……的消息,一場殘酷的種族主義戰爭正在進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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