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特(32)_學達書庫

三二

　　成功帶來的不僅僅是名氣，是被崇拜。薩特不明白自己怎麼惹怒了這麼多人，尤其是右派和左派對他進行兩面夾擊。薩特常常描寫戰爭、人工流產、同性戀、吸毒或賣淫的，這使他的小說展現了一幅資產階級不願看到的社會畫面，他們甘願傾聽有關溫柔的現實的謊言，而不願正視那已經被異化了的世界。資產階級在薩特的著作中看到了自己，但又無法接受他所示範的那種自我超越。他們要求有自我選擇的自由，但種種責任令他們厭煩。感到自己處境的尷尬，右翼的人們開始在雜誌上、在課堂裡、在演說中對薩特大肆攻擊：《十字架報》貶斥存在主義是「比18世紀的理性主義和19世紀的實證主義更危險」的理論；詩人萊昂斷言「存在主義是罵娘的哲學」，伊夫、岡東指責「存在主義是糞便哲學」；還有人控訴存在主義是悲慘主義、頹廢主義。一時之間，「行了，存在主義！」成了最時髦的辱駡之詞。

　　薩特既然背叛了本階級，來自右翼的悍然攻擊就該是意料之中了，但左派之中竟然也響起了種種不滿的聲音，他就有些費解和委屈了。左派認為存在主義是一種不健康的哲學，它拋棄生活的樂趣、顛倒價值的比例。共產黨的報紙《真理報》用一種諷刺的口吻談到存在主義：「存在主義，它教導人們，一切歷史進程都是荒謬的，一切美德都是謬誤。」

　　《行動》上發表的一篇文章指責存在主義把通向一切歷史哲學的道路全堵死了，使人們看不到真正重要的問題。共產黨的理論家羅敏·加馬蒂嚴正地批評薩特，說他正把青年人拉離馬克思主義：「你阻撓人們向我們靠攏。」

　　然而，事情還不盡如此，後來對存在主義的批評發展成了對薩特本人的惡意攻擊。何為存在主義者？「他是一個噁心、厭倦、生活徹底放蕩，有著各種怪癖，超脫存在之責任的人。」薩特吃驚地發現：不知何時自己頭上扣了一個倒翻的垃圾箱。他的哲學也被人辱駡為「破爛、輕浮，只適合於病人」。人們對於他和波伏娃這種雖來往密切，但彼此享有感情和性的獨立的特殊關係也大作文章，說薩特是一個道德徹底敗壞，而又最善於藏汙納垢的傢伙……有一天，居然有人在公開場合大聲問薩特：「你是不是一個瘋子？」已經學會了自我保護的薩特對此不置一詞。

　　如果說善意的批評、建議最能使薩特有所觸動，重新審視自己，那麼惡毒的人身攻擊對他卻毫無影響。現在的薩特無論在心智上，還是思想上都已經完全成熟，而作為一個冷靜而深刻的哲人，他知道路該怎樣走。他仍然手筆不停地創作，以更大的熱情投身於時代的洪流中。

　　第二十章　第三條路

　　成名之後的薩特絲毫沒有改變。他還是住在旅店裡，還是常常到咖啡店坐坐，他還是無心考慮自己該如何打扮，仍然不結婚，仍然避開社交界，也從不拿作家這個幌子來保護自己，儘管如果這樣做的話，他的一些「奇談怪舉」可以得到一些諒解。他生活的主要內容仍然是寫作，惟一有所變化的是：他對當代政治越來越感興趣了。每一個重大社會事件、每一篇重要的政治評論都令他密切關注。

　　二戰後的法國到處是貧窮、饑荒。食品的短缺不斷引起騷亂、罷工和犯罪。就在這種時局下，法國國內政治勢力的團結卻日益顯出分崩離析的趨勢，政黨間的爭執不斷尖銳化。右翼組織「法蘭西人民聯盟」堅持進行激烈的反革命運動，而法國共產黨的舉措也顯得有些過火：他們幾乎把每一個不向他們靠攏的人都叫做法西斯分子，事實上，左、右派的這種對立在更大範圍內是國際大團結瓦解的折射：美蘇兩大集團的冷戰已經拉開了序幕。

　　該往何處去？薩特感到無所適從。他當然一向與狂熱的好戰者——那些希望以強權、武力來恢復法蘭西在世界上的大國地位的戴高樂分子針鋒相對，但他也不盡贊成法國共產黨不惜一切代價與蘇聯保持一致的做法。在他看來，蘇聯當然是社會主義的化身，然而作為兩個超級大國中的一個，它認為戰爭不可避免，還為戰爭作準備，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把世界推到了危險的境地。

　　有沒有第三條路可走？薩特決意避免選擇兩大集團中的任何一方，而找出另一條路來。當然，要堅決反對以美國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陣營的霸權政策，然而拒絕與蘇聯完全站在同一立場上也並不算消極。薩特希望通過各種方式來宣揚自己這種政治態度，從而影響越來越多的人，達到使法國避免走上歧途的目的。

　　機會很快就來了，連薩特自己也沒想到，他可以在國家電臺發表講話。從前薩特當老師時的同事呂西安·博納法正活躍於社會黨內，他提議薩特和《現代》的成員可以在每週一次的「現代論壇」節目中播音一次。薩特決定最大程度地利用這次機會。

　　第一次節目開始了，薩特和他的同事們採取了圓桌討論會的形式。他們輪番呼籲聽眾抵制兩大集團的冷戰。「無論你們加入哪一派，都只會加劇雙方的衝突。和平是可能的！」薩特那尖利的聲音回蕩在法蘭西的上空。

　　第二次節目是一個政治小品。其時，法國正準備舉行地方選舉，法蘭西人民聯盟在縣級選舉中贏得了勝利。可是，就在選舉的第二天，他們遭到了薩特和《現代》同僚們的猛烈抨擊，在這個政治小品中，由舒爾法扮演一名戴高樂分子，而薩特、波伏娃、梅隆·龐蒂、蓬塔利斯和博納法輪流同他論戰，以排山倒海之勢駁倒了「假戴高樂分子」的每一種辯解，並借機譴責了戴高樂分子宣揚第三次世界大戰不可避免的做法。

　　廣播節目引起了巨大的反響，這其中不乏贊同之聲，也有一片指責聲。幾家報刊開始起勁地詆毀他們，而一些胸前掛滿了勳章的戴高樂分子竟怒氣衝衝地來到薩特常去的「弗洛」和「塔布」咖啡館，裡裡外外找了個遍後，揚言一定要把薩特痛打一頓。稍溫和一些的右翼知識分子則提出挑戰：要把這種討論會繼續下去，他們將出來應戰。不過也許是因為害怕薩特那所向披靡的辯才，他們最後又不了了之。最厲害的回擊來自已經做了戴高樂的新聞部長的馬爾羅。他親自來到已年逾古稀的加俐瑪爾那裡，發出最後通牒：要麼加俐瑪爾出版社立即停止出版《現代》雜誌，要麼他馬爾羅洗手不幹，而紀德以及該社旗下的許多馳名作家也將一齊退出。這道殺手鐧在加俐瑪爾出版社內部引起了恐慌，經過了整整24小時的調停、協商後，雙方才達成一致：《現代》仍由加俐瑪爾出版社出版，但主編易人——出版家勒內·朱利瑪取代了梅隆·龐蒂。不久，政府把「現代論壇」節目也封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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