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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新雜誌取名為《現代》,是薩特和波伏娃在想到他們最喜愛的查理·卓別林主演的《摩登時代》時滿懷深情地取下的。9月,《現代》的第一屆編委會成立了,陣容空前強大,似乎集中了當時法國知識界最富朝氣的生力軍。薩特的高師同學,才華橫溢的梅隆·龐蒂擔任總編;現任新聞部部長馬爾羅的參謀,也是薩特的高師校友雷蒙·阿隆從倫敦趕來,加入了編委會;著名的評論雜誌《新法蘭西》主編、加俐瑪爾出版社的讓·波朗也成為這個陣營中的一員。他們帶來了豐富的編輯經驗和種種辦刊技巧,使得這本雜誌剛剛問世,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持久不衰。

  1945年10月15日,《現代》雜誌以嶄新的面目出現在巴黎人面前。創刊號很快被搶購一空,由薩特撰寫的飽含激情的創刊詞被人們廣為傳誦。在創刊詞中,薩特陳述了他思考已久的觀點——文學應該介入生活,他號召人們要堅決抵制對時代不負責任的誘惑。「既然作家無法逃避,我們願意他緊緊懷抱自己的時代,時代為作家而生,作家為時代而生……作家處於他的時代處境中,每句話都有反應,每種沉默也一樣。」很明顯,薩特創辦《現代》的意圖就是要對時代、社會進行介入,他要借這塊園地來與當代人取得密切聯繫,並通過自己的選擇來影響他們。從此,他得成為一個支持者,而不僅僅是一個見證人。

  從文學觀點來看,薩特決心為他的時代而寫作,使他的文字對現實產生有利的影響。當然他不會迎合時代或受制於時代,而是試圖去改變它,使它向著未來超越現在。創刊詞表明:薩特自二戰以來所發生的轉變已徹底完成:他已脫離了唯心主義和理想主義的道路,而走上了更有前途的現實主義道路。他再不會像以前那樣對政治採取逃避態度,而將持續不斷地介入。

  創刊號取得的輝煌成績使薩特一時間聲名鵲起,而在同一周內,他所做的講演——「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更令他名噪一時。在演講中,薩特反復闡述「我們所理解的存在主義是一種怎樣使人的生活過得去的學說」,因為「我們的自由完全依賴于別人的自由,而別人的自由依賴于我們的自由」,因而薩特得出結論:「我不得不在爭取我的自由的同時,爭取別人的自由。」這次演講是在新落成的「現代俱樂部」內舉行的。聽眾把場內擠得人山人海,走道、後面都擠滿了人,而門外還有許多人無法進場,於是發生了猛烈的擁擠,一些聽眾甚至動起武來,幾名婦女當場暈倒,講演結束後,聽眾們反應熱烈,而新聞界也空前重視——他們對這次講座大加評論:不是狂熱吹捧就是大力抨擊。這一發言也在理論界,尤其是哲學界和文學界引起了很大的爭論。在專門舉辦的討論會上,持不同觀點的兩派爭論激烈,以致雙方都失去了理智,無法使自己冷靜下來。負責人不得不當機立斷:討論會暫停,以後的討論分組秘密進行,以達到阻止外人參加的目的。儘管如此,一些知識分子仍然禁不住在爭論時陷入極度興奮的情緒中。

  《現代》的創刊、轟動一時的關於「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的演講以及同期上演的波伏娃的戲劇《吃閒飯的嘴》和《他人的血》的出版在法國社會生活中掀起了一股追求存在主義思潮的時髦之風。

  仿佛只在一夜之間,存在主義成了最時髦的詞語,它如潮四起,滲透到巴黎意想不到的每一個角落。而薩特被譽為「存在主義教皇」,而波伏娃則不得不接受「薩特聖母」的稱號。薩特是不希望自己被貼上任何學派的標簽的,在一次討論會上,他試圖表示抗議:「我的哲學是關於存在的哲學。『存在主義』?我不知道這算什麼學說?」然而,存在主義的攻勢如此強大,他的抗議顯然是徒勞的。現在,到處都可以聽到有關薩特以及他的作品的傳言。在街頭,記者們對著薩特拍個沒完沒了,不時有陌生人沖到他面前來提幾個不著邊際的問題,有的甚至糾纏不休。許多認出了他的行人在他身後緊緊跟隨,不時有人遞過來本子請他簽名。連薩特和波伏娃常去的「弗洛」咖啡館也因此帶上了傳奇色彩,許多人趕到那兒,企望看到他們心目中的偶像或獵取到關於他們的種種傳聞。「弗洛」的老闆感到福從天降,因為生意前所未有的紅火。

  即使是薩特本人也震驚於自己所引起的騷動。然而,只要把薩特在這一時期的活動稍加勾畫,再同他以往的哲學和文學創作實踐聯繫起來,我們便可看出:即使說外在環境對薩特極為有利,他的成功也不能說純粹出於偶然,而是偶然和必然巧妙結合的結果,其中的契機便是:薩特貢獻給讀者的東西和讀者們所需要的東西這二者之間,有著令人驚歎的一致。

  時值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青年知識分子的心靈正被這次如噩夢般的戰爭所驚擾,被世界顯現出來的難以置信的荒謬所刺激。他們因人世的虛偽而厭煩,以前那種對於永久的和平、永恆的進步和不變的本質的信念已經被徹底拋棄了,他們需要一種新的意識形態來支撐人生。這種意識形態應該能夠包容現在這種感受,同時又能使不會因為這種新的發現而拋棄過去,成為「垮掉的一代」。這時,薩特的學說出現了,它指出了人的存在的荒謬,但又強調「自由選擇」,提倡去行動,去介入,這就使人們在正視恐怖和荒謬的同時,仍能保持進行自由選擇與自我設計的信心,在改造不合理的社會的同時,獲得自我價值的見證。這正是一代青年夢寐以求的出路,是他們所殷切期盼的聲音。

  不過,這場存在主義攻勢中有許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現象。雖然人人都在對存在主義高談闊論,但大多數人始終不理解「存在主義」一詞,對「存在主義」理論幾乎一竅不通。起初,人們毫無理由地把披著長頭髮的男女青年視為存在主義,後來越來越多趕時髦的人來摻和存在主義,一切都成為存在主義的了:有存在主義罪行、存在主義服飾、存在主義酒吧、存在主義歌曲……最熱衷「存在主義」的還是青年人。小夥子們一律剃成小平頭,還從聖多昂門舊貨市場的舊衣店找來大量衣服,一時間,成千上萬的方格襯衫、小褲腳的長褲、橫格短袖、籃球鞋組成的新潮服裝湧現在巴黎街頭;姑娘們則更喜歡黑色對折裙、黑色緊身毛衣、留長長的直發……這是她們模仿「存在主義歌唱家」朱麗葉·格雷科推出的款式。1947年秋,存在主義登峰造極、盛極一時。人們議論著存在主義繪畫、存在主義政治、存在主義經濟,連薩特和波伏娃最喜歡的食品如豬肉、醃萊、酸菜、乾酪也成了存在主義名菜。人們已經完全將一種他們並不太理解的哲學和年輕人的生活方式混淆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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