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143)

一四三

　　可是，我在1994年第二次訪問墨西哥時，它正要與美國簽訂一項有關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協定。在早些時，當反美情緒和保護主義傾向占上風時，要採取這一積極行動是不可想像的。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倡議有著更加廣泛的意義。在過去，拉美區域性的貿易協定一般是為了關閉邊境防止更加廣泛的國際貿易競爭。現在，和安第斯集團（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厄瓜多爾、秘魯和玻利維亞）、中美共同市場和南方市場集團（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烏拉圭）一樣，參加國把這些貿易協定視為促使貿易更加自由的手段。

　　不管阿根廷人當時對福克蘭群島的戰敗是怎麼想的，它震動了阿根廷人民，產生了第一個民主政府，並且最近在梅內姆總統的領導下，收到了自由市場政策的經濟實效、通貨膨脹下降了，進行了意義深遠的私有化計劃，減少了補貼、管制和關稅。經濟增長很快。

　　巴西是世界第五大國，人口占第六位。它有著豐富的自然資源。無疑，它的潛力最大。即使在過去執行了基本上是不對路的政策，其經濟增長率也證實了這一點。現在它已認真開始執行降低通貨膨脹、減少政府借款和促進私有化的政策，雖然為了限制過嚴的行政管理和隨之而來的腐敗，它仍有許多事要做。經濟樂觀和政治謹慎，這也是對秘魯情況的恰當的反應。自由市場經濟政策開始帶來了好處，私有化計劃取得了成功，經濟增長強勁有力。但是，如果自由企業經濟所帶來的充分好處要克服「重商主義」遺留下來的影響，還需要有政治的穩定。

　　第五節亞太地區

　　世界上經濟最成功的地區是亞大地區，它們的增長率最高，產量每10年就翻一番，儲蓄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0％以上，因此有大量的投資來源。當然，有必要將各國的制度、文化和國情分開。例如，日本強調通過共識作出決策，它的社會秩序井然。它錯綜複雜糾結在一起的金融與工業聯合企業，以及它比較不太發達的銷售制度，使它與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的標準模式不同。韓國的經濟同樣受到與政府有密切聯繫的大的工業聯合企業的控制。

　　但是，在整個亞大地區，情況決不完全一樣。在中國，70年代末政府決定首先允許在農業，然後在其他方面出現了事實上的私營部門。的確，中國人在這個整個地區都顯示了他們獨特的辦企業的才能，如在新加坡、馬來西亞和臺灣都取得了成功。在香港，中國人的天賦在英國人的政治和金融機構的框架內顯示了出來。雖然香港只有600萬人口，但其管制很松的自由貿易經濟使它在世界貿易中名列第8位。

　　儘管亞太各國有許多不同，但它們的經濟又有某些共同點：政府的支出、借款和稅收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都是低的，它們沒有過高的福利負擔。勞動力很有積極性，工作效率高，而且報酬越來越好。把亞太經濟成績諷刺為建築在低工資而不是高的生產率上，這越來越不能代表實際情況。即使是日本和韓國比較更加嚴格的管理體制與最溫和的社會主義也相距很遠。它們的政府堅決放棄社會工程，極力主張成功應該得到報償，並且重視獨立的小企業所發揮的作用。像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的進化一樣，文化因素也起著重要作用，但是經濟成功的基本原則是相同的。

　　印度位於亞大地區的邊緣，憑著本身的實力，它是一個新興的大國。它的例子也有教育意義。英國留給印度的遺產有利也有弊。有利方面是有法治，有廉政傳統，有共同的語言，當然還有已經建立起來的民主制度。可是相應的不利因素是過分官僚化，國營部門人員過剩以及倫敦經濟學院和牛津與劍橋大學的社會主義影響了兩代當地的政治家。財富的再分配、工業計劃、補貼、物價和外匯管制、壟斷、進口許可證，幾乎不可逾越的高關稅率，所有這些政策都與其他類似的國家和大陸取得了同樣的結果——貧窮。擺脫這一自我毀滅的經濟制度的第一步，始於60年代末的農業改革。

　　在拉吉夫·甘地的領導下，這些改革在斷斷續續地進行著。直到在1991年經濟危機的衝擊以及任命納拉辛哈·拉奧任總理、曼莫汗·辛格任財政部長，印度才穩步地走上了正確的道路。現在已經大大降低了關稅率，並且還將進一步下調。外匯控制已經解除，並在鼓勵外國投資——外國公司正在充分地利用這些機會。由於取消了對農產品價格的控制，糧食生產增加了，農民開始能夠購買現代化的設備。一個新的、自信的中產階級正在興起。印度經濟正在大力增長。

　　在亞大地區的另一邊緣地區，也在進行著類似的經濟試驗。早在印度之前許久，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就受到了英國式的社會主義的影響。公有制（往往是壟斷所有制）和工會對勞動力市場的有效控制在澳大利亞走得更遠。但是在新西蘭，「沒有學說的社會主義」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就成為了主要的口號。當時這兩個國家能夠暫時承受左翼和右翼政府執行集體主義政策給經濟所帶來的不良後果，涸為它們有能力出口商品，特別是礦產品和農產品。它們在這方面是得天獨厚的。但是到了80年代初，大家已明顯地看出經濟已經相對下降到了什麼程度，需要找出一條新路子。

　　在澳大利亞，雖然出於政治原因，工黨政府保留了對勞動市場過多的控制，但取消了許多財政上的控制，最重要的是放棄了保護主義。澳大利亞經濟對於競爭性的壓力實行了有限的開放，扭轉了經濟增長率的螺旋式下降。但是由於沒有隨之採取解放勞動力市場的措施，因此使失業保持在較高的水平。

　　至於新西蘭，首先在工黨政府財政部長羅傑·道格拉斯後來又在國民黨政府財政部長魯思·理查德的領導下，它走得要遠得多，因此效果也好得多。它解除了財政方面的控制，廢除了進口限制，降低了關稅率，歡迎外國在服務性事業方面的競爭、減少了失業福利，降低了所得稅，將重點轉移到了間接稅。而且至關重要的是和澳大利亞不一樣，它解放了勞動力市場。結果年增長率超過了4％，提供了新的就業機會，失業下降，通貨膨脹率很低，而生產力在增長，企業在投資。新西蘭與英國傳統上的相似點使得前者的成功——由於執行了我於80年代在英國所執行的同樣的總的政策——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第六節非洲問題

　　由於非洲政府執行了與「發展計劃」集體主義概念有關的、指導方向錯誤的經濟政策，因此受到的損失甚至比拉美或印度更為嚴重。但是，像「第三世界」其他地區一樣，由於相信可以違反經濟學的規律而不會受到懲罰，因此一直提出了同樣含蓄的理由（或藉口，按照各人的看法），即非洲情況多少有些「不同」。為了對這一理由進行辯護，提出了許多論點。總的說來有：不發達，當地缺少投資資本，過分依賴單一商品，鼓勵「新生工業」，或非洲人及其文化有其「特殊性」———種更加危險的准種族主義的含意。自然，在非洲問題上，文化因素的確在起作用，特別是當時即將離去的殖民政府在將非洲國家組合在一起時，對部族和宗教間的差別注意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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