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142)

一四二

　　通貨膨脹、工業效能和提供就業機會是衡量經濟成就的標準，但最終衡量經濟成就的標準是經濟增長，就此而言，經濟已經得到改善的全貌也得到了肯定。要作出公正的評價，人們自然要考慮經濟週期的效果。在進行評價時，我們可以看到，在1973—1979年期間，英國非石油國內生產總值每年增長不到1％（歐洲經濟共同體平均為2。5％），而在80年代，它每年上升了2．25％。這與國際上的趨勢正好相反，因為整個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地區在80年代沒有改善。

　　再次敘述80年代的這些事實是重要的，這不僅僅是為了澄清是非。低估當時發生的一切就很可能會使政府回頭尋找其他辦法，實際上是70年代災難性的藥方的回籠。這與美國有相似之處。在美國，主要的共和黨人試圖與裡根時代的做法拉開距離，結果在1992年使民主黨人佔據了中心位置，並且使他們成功地以「該是變革的時候了」為主題贏得了選舉。事到如今共和黨才看到，只有發展而不是背離「裡根主義」才能取得成功。80年代我們兩個國家的經濟情況——低通貨膨脹、更大的增長、更多的就業機會、更高的生活水平、更低的邊際稅率——都表明了什麼方法奏效，而70年代的情況則同樣令人信服地表明瞭什麼方法不能奏效。

　　第三節為什麼是西方？

　　當然，不可能在真空裡很好瞭解自由企業經濟學的藥方，更不用說有效地利用它。這些藥方的奏效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政治條件和我在其他地方闡述過的經濟條件。為什麼只有現代的西方文明才導致了持續的繁榮，從而在過去250年裡改變了人們的生活與前景，這很值得討論。顯然，經濟增長不僅僅是資本與勞力結合所產生的機械結果。經濟的進步也不能簡單地歸因於科技的發展，因為科技發展不僅僅是經濟增長的引擎，它們自身又為文化和其他條件所促進。事實上，同樣重要的是如何部估和利用科學與技術。

　　的確，這一條才突出了現代的西方文明。例如，中國人發明了火藥和水手們使用的羅盤，但是不像西方，他們沒有利用它們建立一個海上帝國。西藏人發現了輪運動，但只滿足于利用它製作祈禱輪。拜占庭人發明了發條裝置，但僅將它用於宮庭的禮儀，在來訪的大使們面前將皇帝抬起。但是文化和宗教狀況不能作出全部解釋。基督教對每個有責任感的人在道德方面的重視，對於具有西方特色的自由政治與經濟體制的發展無疑是一個重要因素。但在東正教會的東方。它的影響顯然很不一樣。新教徒的宗教改革和不信奉國教或許也起了作用，但是這不能解釋中世紀銀行業與商業的發展或威尼斯的興起。自然，如果任何「解釋」忽略了猶太人在資本主義發展中所起的作用，那麼，它就不成其為解釋。

　　但是有兩個特殊因素表現得至關重要，它們不僅是更加廣泛的歷史解釋的一部分，而且也是今後政策的指針。第一是幾個世紀以來所形成的法治，它提供了發展工商企業、銀行業和貿易所必需的信心。顯然這為現在在前共產主義國家建立自由企業制度所執行的戰略具有重要含意。第二個極其重要的條件是在關鍵性時期，「歐洲當時包括一些分裂的、因而是相互競爭的國家和管轄地區」。

　　因此，沒有哪一個政府能執行破壞經濟自由（或者其實還有政治和宗教自由）的推動力的這一政策而不擔心會失去資源，因為儘管困難和費用可能很大、但有才幹的人最終可能把他們的技術和資金帶到其他更歡迎他們的國家去。今天，政府之間的競爭以及它們不同的立法、財政和管理制度之間的競爭仍然是抑制濫用權力和制止社會貧困化的因素。現在有些人想將歐洲的民族國家淹沒在歐洲合眾國之中，使集權的官僚政治通過協調各種條例不讓任何企業逃出它的控制。

　　第四節拉丁美洲

　　在「西方」這一遼闊的框架中當然有著各種各樣的政治經濟。一個特別具有教育意義的實例是拉丁美洲，因為兩種不同的、對立的模式在那裡進行了試驗。第一種是經濟學家埃爾南多·德索托所描述的「重商主義」，它的傳統更久遠一些，但不那麼榮耀。它起源於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主義的行政機關，後來左的和右的腐敗獨裁政權一直將它延續下來。後來，促進「發展經濟學」的國際組織又給予它太多的支持。重商主義的基礎是經濟權力集中在中央手中，使之有利於有權勢的個人和集團，並阻止外來競爭。拉丁美洲國家未能享有北美的日益繁榮，它負有主要責任。德索托先生對秘魯利馬的經濟情況最早進行了研究。研究表明，由於腐敗的、不可預測的過多管理，它現在已成為所謂的「黑色經濟」，這種經濟正支持著人們對住房、市場和交通的需要。

　　大多數拉美國家不得不把80年代的許多收益用於償還債務。這些債務是借來向70年代犯有方向性錯誤的政策提供資金的。可是，由智利帶頭，後來有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現在又有秘魯，它們都已經基本改變了「重商主義」的做法，走向有限的管理、更加健全的財政、私有化和放鬆管制。也很重要的叫點是，儘管往往有國際機構的勸告和援助，但不是因為它們的勸告和援助在拉美也出現了這一清晰可見的新的方向，就像在亞大地區經濟取得了成效一樣。

　　當然，由於國際上對皮諾切特將軍政權的敵視，智利被迫採取單方面行動，通過自由經濟藥方重振它的經濟。後來在民主政體下，繼續利用了這些藥方。因而智利減少了貨幣供應以限制惡性通貨膨脹，降低了進口關稅，歡迎外資，促進了私有化（出售了350家國有企業），甚至使社會保障制度也受到了私有化的影響。各方面都感到取得了成效。出口帶動的經濟一直在穩步增長。此外，·智利的經濟也更加均衡、更加多樣化了，因而能更加抵禦各種不利因素。智利過去幾乎完全依賴銅的出口。現在已出口計算機軟件、酒、魚、水果和蔬菜，其數量之大甚至使歐洲共同體現在都在叫嚷要抵制它的產品。這是一個引人注目的變化，顯著地表明自由經濟如何能收到明顯的效果。

　　墨西哥的情況很相似。有幾十年，准獨裁的總體主義政權使墨西哥人一直陷入貧困。1981年我在坎昆參加「南—北」最高級會議時，墨西哥仍在頑固地將投資錯誤地用於大的基本建設項目，它躲在關稅壁壘的後面，執行著再分配的社會政策。的確，那是一個宣傳第三世界誇誇其談的非常恰當的場所，當時聽到了那方面那麼多的議論。但後來我在1994年訪問了這個國家，它在薩利納斯總統的領導下，發生了受人歡迎的巨大變化。通貨膨脹已經下降。財政狀況良好，關稅已經減少，工會權力受到抑制，在原來的1155家國有公司中，已有996家被出售、合併或關閉——包括出售了18家國家銀行，這是世界各地金融服務部門所經歷的最大的合併與收購過程。墨西哥最近的貨幣危機在國內外產生了連鎖反應，它不是上述改革的結果，而是由於大選前傳統的揮金如土。當這些遇到墨西哥固定匯價的限制時，出現了資本外逃，比索暴跌。這一教訓表明，如果要穩固地實行微觀經濟改革，它要有可靠的貨幣和正統的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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