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132)

一三二

　　曾促使聯合國於1992年12月在美國人的領導下對索馬裡進行了干預的波斯尼亞和克羅地亞事件，難道不令人感到羞恥嗎？沒有人能批評這一人道主義行動，即插手干預和緩解由名符其實的內戰所造成的可怕苦難。但是對於所涉及的政治和軍事問題卻沒有給予足夠的注意。人們很快認識到，不恢復國內秩序，人道主義的努力就不能長期取得成功。但是索馬裡國內似乎沒有力量能夠恢復秩序。

　　「因此，干預給自身帶來了痛苦的選擇：要麼聯合國使索馬裡成為一個殖民地，花上幾十年的時間進行「國家建設」，要麼聯合國的部隊在適當的時候撤走，讓索馬裡又回到它以前的無政府主義狀態。如果是前一種情況，由於美國不願成為宗主國，聯合國只得將它交給像埃及這樣當地的國家進行新的託管，或者交給以前的殖民國家託管，這大概是指意大利人。如果做不到這點——事實上沒有做到——那麼將來只好由民間援助機構和私人慈善機構給饑餓者以食品，給病人以幫助。不能實現其目的的軍事干涉，它惹出的問題和它所解決的問題一樣多。

　　對波斯尼亞、索馬裡和盧旺達進行干預的結果，總起來說動搖了主要西方國家的自信心，玷污了聯合國的名聲。但有一種傾向日益明顯，即在過去幾年，安理會似乎準備擴大它進行干預的法律根據，以1994年9月最近一次對海地的干預達到了頂點。事實上，我們看見了那種傳統的危險的結合一理論上的主張與具體措施越來越不相稱。從長遠看，所有這一切可能會進一步帶來不受歡迎的後果。

　　如果說現在有一種威脅接近冷戰的份量，那就是伊斯蘭教的原教旨主義。政策制定者的擔心的確是有道理的。如果更多溫和的或世俗的穆斯林國家陷入伊斯蘭極端主義政權之手，這對歐洲、中東和俄羅斯來說，其牽連確實是很大的。

　　但是，估計到某一危險是一回事，要知道如何能最好地克服它則是另一回事。在過去，西方造成的大禍是錯誤地判斷了伊斯蘭教的政治潛力。人們清楚地看到：「自從70年代以來被暴力和內部紛爭撕扯得體無完膚的兩個中東國家以前曾被認為是最穩定、最現代化和最面向西方的兩個中東國家，即黎巴嫩和伊朗。」有一種危險，即在討論「原教旨主義」時，我們會把具有保守思想的穆斯林國家看做是伊斯蘭革命不可避免的溫床。事實上，「原教旨主義」的大傘遮蓋了一系列有區別的並且往往是互相對立的現象，從與伊朗有聯繫的海灣和黎巴嫩的什葉派教徒，到埃及遜尼派的穆斯林兄弟會，到卡紮菲上校的「第三條道路」。他們與許多虔誠的穆斯林「原教旨主義者」很不相同，因為後者只是尋求返回禁欲的伊斯蘭教的苦修。

　　我已經說明了我所認為的保守黨人外交政策所應遵循的一些原則。但是，的確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代替常識。在我擔任首相期間，我總認為一定不能讓侵略得到好處。如果它一旦得逞，就增加了對我們和平與安全的威脅。我還認為，未來的侵略者要比大多數人想像的理智得多。他們會捫心自問：我們這些可能會反對他們的人是否有武器這樣做，是否有及時部署這些武器的手段，以及首先我們是否有決心這樣做。所以，我們必須表明我們的決心。

　　最後，還有我開始稱之為的撒切爾法則：「不管你準備多麼充分，意外事件總會發生。」當然，如何應付，那才是真正的考驗。

　　第十五章　世風日下回歸美德

　　鞏固家庭、控制對福利的依賴和減少犯罪的政策

　　第一節持續的辯論

　　當經濟問題，特別是當通貨膨脹問題不那麼令人發愁時，社會問題在政治辯論中會顯得突出。低通貨膨脹率和快速經濟增長是人們轉而對環境問題、城市重建和社會保健服務非常關注的主要原因。1987年大選後，這些問題在政治中佔有首要地位。1994年低通貨膨脹率和經濟的重新增長也產生了同樣的效果。

　　但是，這兩個時期有三個不同點。第一，無論經濟前景如何，關於社會政策的爭論（它們已在大西洋兩岸展開）似乎不會得不出結論而逐漸終止，因為它們已經觸及到了如此多的要害處。第二，與1987年至1989年不同，這一次是在法治、依賴福利和家庭這一傳統保守的領域發生了這些辯論。第三，對於犯罪、無節制的福利支出和家庭的破裂所帶來的影響有了新的認識。公司的經理們不願搬遷到犯罪率高和學校紀律鬆弛的地區。單親家庭開支的激增迫使社會保障預算——最終也迫使稅收——無情上升。首先，有人擔心日益依賴福利將會使青年男女變得消沉和道德敗壞，而工業發展與進步都需要他們提供勞動力。即使是那些世界上對經濟增長率比犯罪率更加感興趣的執拗的人們，現在也不得不認真地對待社會政策。

　　因此，更加令人驚奇的是，除了少數明顯的例子外，政治領導人一直不願按照學者和評論家們異常相似的分析制訂政策。也許，部分原因是那些企圖這樣做的人在大西洋兩岸立即遭到了低毀。副總統奎爾和彼得·利利因為說了現在一般認為是常識性的下述問題而受到公眾的嘲笑：單親家庭的增加對於沒有父親的孩子們的成長是有害的，並且使社會承擔了巨大費用。然而，早在1987年，邁克爾·諾瓦克和其他幾位具有不同觀點的著名學者在一個名叫《關於家庭和福利問題的新共識》這一出版物中，就一些發人深思的結論取得了一致看法。其中有：「僅僅靠金錢不能消除貧窮；需要內在化的價值觀念，還有「作為國家的精神氣質必須鼓勵自力更生和責任感」。

　　由於偏見與既得利益，在大西洋兩岸以稍稍不同的方式妨礙了人們對這些事情進行誠實和明智的談論。

　　大多數資深的政治家以及在刑罰學和社會工作領域裡的專家們對於60年代以來所執行的自由化政策自然感到多少負有一些責任，他們不願承認他們的失敗，這是可以理解的。或者，如果他們承認了失敗，一般都附有保留意見，即：雖然目前的做法可能無效，但也沒有其他更加有效的辦法。對於用納稅人的錢所推行的這一費用很高、非常複雜的制度來說，這自然是一種奇怪的辯解。其次，養尊處優的政治家們不願採用一種把窮人的處境在某種程度上歸咎于窮人自己的社會分析——用同行的話來說「指責受害者」，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樣做是通人情的。當少數民族中窮人的人數在不成比例地增加時，他們特別明顯地不願採用上述社會分析，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自相矛盾的是，不指出責任之所在的政策有助於產生更多的受害者。

　　如果說並不是人們都認識到了這一點，那是因為「政治正確性」的影響把水攪混了，特別是在美國。在歐洲，這種影響是隱蔽的，但越來越大。例如，假如在監獄裡黑人人數超出的比例太大，那自然會被認為是由於在刑事審判制度中存在著種族主義，因而需要監禁更多人的政策就會受到懷疑。如果傳統的小家庭被認為是奴役婦女的體制，那麼，不鼓勵單身父親或母親家庭的政策就不大會受到青睞。只有兩種情況可以克服這些強大的障礙。第一是公眾不再像現在這樣容忍個人的、社會的和財政在這方面耗費的費用。這一點已日益明顯。第二是對於所發生的事情要有廣泛的瞭解，要弄清它們為什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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