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131)

一三一

　　第五節強大的防務

　　這四條原則首先都有一個共同點：只有第五條原則即強大的防務才能使它們發揮作用。羅納德·裡根和我在80年代所持的同一論點仍然有效。國防支出是對和平的投資，因為不是軍備本身引起戰爭。戰爭的引起是因為潛在的侵略者相信他們有足夠的軍事優勢能在侵略中取勝。這種投資必須年復一年地繼續下去，即使威脅似乎很模糊或看起來很遙遠，因為高技術的國防計劃只有在長時間才能產生效果。我們從冷戰勝利中有權期望得到的唯一「和平紅利」就是和平本身，而不是獲得在福利和本身具有依附性的文化方面投入更多錢的機會。

　　誠然，由於共產主義在東歐的垮臺、華沙條約的結束以及最後蘇聯的瓦解，這一切引起了巨大變化，因此，西方國家應該重新審查它們的國防支出，這是對的。但是我現在認為，我任首相時作為《變革的選擇》所宣佈的削減支出計劃走得太遠了。自然，後來宣佈的計劃就走得更遠了。從我個人講，我不贊同當時在從政治角度討論國防時人們所持的一切樂觀態度。但是我的確過地估計了把蘇聯（或俄國）變成一個「普通國家」——一個對西方不構成特殊威脅的、穩定的、自由的民主國家——時可能出現的進程。

　　我們不知道俄國最後是否要走向民主和自由企業制度。如果俄國要走恢復前蘇聯的老路成為一個新的俄羅斯帝國，這不可能通過和平道路實現。這也不會使俄國與西方的關係保持不變。無論怎麼說，如果俄國要再一次走近歐洲的心臟，這顯然對我們的戰略利益不利。同樣，如果俄國要把匾乏的財力用於任何這類帝國戰略，那必然意味著它要放棄繼續執行經濟改革和政治自由化這一任務。這樣，我們就能看到它的對內對外政策又會回到前蘇聯的做法，俄國仍然是一個可怕的軍事大國。

　　前蘇聯各國所經歷的各種危機和混亂已經使先進武器大量流入國外，那時，其他一些缺乏責任感的國家渴望得到它，這一進程加深了我們面臨的威脅。顯然，西方必須要維持它的防務。

　　自1989／90年度以來，在制定我們的防務計劃時，如果僅從一個方面，即蘇聯和華沙條約方面來估計威脅是不可能的。我們的任務要複雜得多。在這種情況下，政治家們傾向于平衡各方面院外活動集團的意見，而不能對可能出現的威脅和所需的對策採取一種長期的戰略觀點。另外的困難是，不僅英國，而且美國、法國、德國和意大利，它們都在裁減軍備。那些瞭解情況的人現在聲稱，即使我們有前線作戰的裝備對必要的地區進行干預，但在支援和供給方面也存在著一些大問題。再加上聯合國所批准的干預效果不佳，我們對軍備的裁減給人的印象是優柔寡斷和不願意承擔義務。

　　另一個不穩定的重要因素涉及北約今後的作用。像我曾經建議過的那樣，對它重新作出估價是正確的，也是必要的。特別是，北約作為一支維護穩定的力量和加強橫跨大西洋聯繫的力量，必須要更加充分地利用和擴大其影響。但據我看，沒有做到這一點。特別是，部分由於聯邦主義在歐洲的推動作用，部分由於對待波斯尼亞問題的不同做法，北約已不能夠令人滿意地履行它支撐美國對歐洲防務的承諾這一至關重要的任務。事實上，北約自身已受到嚴重損害。

　　北約也應該應中歐國家——波蘭、匈牙利、捷克共和國和斯洛伐克——的要求，歡迎它們成為它的正式成員國。鑒於歐洲共同體在接納這些國家成為其正式成員問題上所表現出的緩慢的和猶豫不決的做法，北約的決定對這個地區親西方的民主力量是一個打擊。把像波蘭這樣的國家和例如像前蘇聯的成員哈薩克斯坦看做與西方有著同樣的關係，這只能混淆北約所承諾的不同義務。北約允許俄國，或者更加確切他說，允許俄國國內反西方的勢力在這個問題上為北約作出決定，這就使問題更加嚴重了。要莫斯科的民主人士這樣地屈從，對他們沒有好處，因為這表明，那些進行威脅的人比那些進行合作的人，其意見更可能被接受。

　　擴大北約不僅僅是軍事上的一步棋，它還能確認中歐各國的獨立地位和在「歐洲的」地位。假若北約在其東邊的邊界上劃一條「線」，像烏克蘭，也許還有波羅的海國家，它們」（至少在開始時）不會在這條「線」的右邊，但現在丟掉了。有人說得好：「只要北約近在咫尺……就能影響波羅的海與黑海之間這一帶國家的政治心理，給予它們自由的政治力量更多的信心。所有這些事態的發展往往會使歐洲的和平更加牢固得多。

　　由於海灣戰爭證實了我所認為必須要做的事情，即北約的軍事力量必須能夠在其「境外」活動，這一切就更有必要了。現在潛在的嚴重威脅，其範圍的確已遍及全球。但這不是說，每當某個遙遠的國家內部發生危機時，就應該調動北約的軍事力量，而是說，大的地區性威脅必然與我們有關。一些潛伏性的嚴重危險已清晰可見。

　　一旦發生了明顯的侵略事件，並且我們的利益受到牽連時，無論是在聯合國、北約還是在其他機構支持下進行的軍事干預都應該是強有力的、快速的和有效的。目的必須明確，對風險一定要加以權衡，要盡可能地進行反擊，並且要部署足夠的後備力量。當然，每一場國際危機都不同，因此，作出的規定必須適應各種不同的情況。但是要防止的禁忌則總是一樣的——即目的未經縝密考慮，採取行動前過多地考慮共識，投入的實力不足。

　　不幸的是，自冷戰結束以來，在聯合國指揮下進行的所有大的軍事干預都因上面某個問題或所有這些問題而以不同的方式受到了挫折。海灣戰爭使薩達姆·侯賽因仍留在臺上，使他還有足夠的武器和財力對庫爾德人和沼澤地的阿拉伯人實行恐怖統治，繼續在考驗國際社會的決心。這一重大的判斷失誤主要是缺少明確的目標，過分強調通過國際協定而不是通過勝利解決問題。但沙漠風暴至少有效地保證伊拉克放棄了科威特。

　　正如我早先說過的，儘管有關的某些人士具有崇高的個人品質，有時還表現出了英雄氣慨，但對於前南斯拉夫的干預，沒有什麼值得讚揚的。干預的理由至少和薩達姆·侯賽因對科威特的侵略同樣明確。武器精良的侵略者塞爾維亞開始時是在南斯拉夫公共機構的偽裝下採取行動的，它首先攻擊了斯洛文尼亞，然後是克羅地亞，最後是波斯尼亞。本來應該採取明確的政策，去武裝受害者，幫助他們從空中襲擊軍事目標，但是這件事被曲解成為一項維護和平和人道主義的事業。

　　這項政策是一個錯覺，沒有和平要維護。因此這支人道主義的力量要麼無法幫助受害者，要麼與侵略者發生衝突。不採取軍事行動的西方外交，沒有實力迫使侵略者認真進行談判，而不公正地執行的武器禁運，事實上意味著站在武器精良的侵略者一邊進行斡旋，反對武器裝備差的受害者。的確，在處理這一危機時幾乎違背了所有的道德原則或具體規章。它至少應該是向下一代的政治家們提供了一個不應該做什麼的個案研究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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