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133)

一三三

　　第二節犯罪在增加

　　所有這一討論的出發點必須是犯罪在增加。有許多年，內政部的正統做法是否認這一點，至少是在極力縮小它，而把注意力放在了「對犯罪的恐懼」上。但對犯罪記錄的分析表明，「對犯罪的恐懼」的說法被誇大了，特別是在老年受害群體中，情況更是這樣。上述說法未予明言的含意是，如果評論家們談論犯罪少了，不必要的恐懼也就少了，公眾在街上和在他們家裡就會感到安全些。在自由社會對政府有約束的情況下，系統地宣傳這類觀點大體上是不可能的。因此，減少犯罪帶來的恐懼的唯一辦法是減少犯罪的威脅。在真正有威脅的地方——那裡可能的受害者是脆弱的——恐懼是一種理性的和審慎的反應。

　　提出的第二個論點，也是更有分量的論點是，有記錄的犯罪數字意味著實際發案率的增大。乍看上去，內政部1982年、1984年、1988年和最近1992年的《英國犯罪調查》使這種說法有了一些根據。《英國犯罪調查》向一萬人直接詢問了他們作為犯罪受害者的經歷，而官方的犯罪數字則是基於向警察報案的數字。有記錄的犯罪數字在1981年和1991年間將近增加了一倍，但《英國犯罪調查》認為大約只增加了50％。推論是，願意向警察報案的人數增多了。特別是在像性攻擊這類案件中，由於警察對待受害者採取了更加同情的態度，這是易於解釋的。這也說明對警察有了一定程度的信任，而對於這一點，評論警察的人卻很少注意到。

　　另一方的論點認為，必須記住，對受害者的調查少統計了暴力罪的實際數字，特別是在家庭裡發生的暴力。因此，關於暴力罪，我們不能肯定這兩組數字到底哪一組更加準確（雖然兩者都表明有了大的增加，只是程度不同）。至於其他犯罪，《調查》認為自1987年以來，有記錄的破門盜竊罪在急劇增加。因此，總的說來，《英國犯罪調查》對於近年來實際犯罪的大量增加這一事實沒有很大懷疑。但是，不僅僅是年復一年的犯罪數量——或者更確切他說，是犯罪率——使公眾感到不安，而且還有它的長期趨勢。它的趨勢是顯著上升。在長時間內，犯罪數字的記錄方法自然會有一些改變，但這些犯罪記錄構成了唯一的一套連續性的數字，它們非常清楚他說明了犯罪情況。由於這些情況與人們的看法非常接近，因此有說服力。

　　19世紀後半期，在財產犯罪和暴力犯罪方面犯罪率都有明顯下降。犯罪率——即每10萬人中的刑事犯罪人數——直到50年代末期才大量上升。後來上升更快。現在的犯罪率是1955年的10倍，是1900年的60倍。

　　雖然算不上是什麼安慰，但60年代犯罪的激增不只是英國一個國家的現象。從60年代至1990年，美國犯罪率增加了兩倍，而暴力罪的發生率是原來的4倍。在美國，特別是在大城市，暴力事件仍比英國與歐洲多。這一方面反映在街頭槍支的數量有所增加（這與美國家庭的情況相反，在美國家庭。也許是因為已經抑制住了破門盜竊罪），另一方面也反映在謀殺罪的數量和與毒品有關的襲擊案的數量有所增加。但除了這些重大的差別外，大西洋兩岸的情況很相似。現在，在整個西方，財產罪的犯罪率已經達到了可以相互進行比較的水平。我們英國人必須丟掉這樣一種沾沾自喜的臆斷：因為我們有所謂的更加高雅和更加具有公有社會的文明，因此，我們不會受到我們所哀歎的美國趨勢的影響。例如在英國，1981年的破門盜竊的犯罪率只有美國的一半；1987年它與美國持平；而現在已經比美國高了。

　　可能，人們對於將不同時期和不同國家之間的統計數字進行比較是否合理會表現出模棱兩可。但是不能否認過去30年在西方所發生的情況，也不能否認其重要意義。

　　理論家和實踐家一般都同意，國家的主要目的是維護秩序。人們非常嚮往用法律維持秩序，法律也應該尊重權利。除非國家有意志和能力保持秩序，否則，不僅壞人，而且好人最終也會藐視它的權威。當遵守法紀的人看到罪犯未受到法律制裁時，他們感到意志消沉。這樣，公民和當地的社區就會脫離國家機構自己去想辦法，就會對執法當局失去信心，從而依靠自發組織的、不同程度的警戒行動保護他們自己、他們的家人和鄰居。一旦這種離心傾向超過了某一極限，那就幾乎難以逆轉。這是西方國家政府為什麼應該關心犯罪和暴力趨勢上升的更深一層的原因。

　　第三節日益依賴福利

　　如果說過去30年犯罪活動的激增是制定社會政策的一個出發點，那麼，幾乎同樣引人注目的依賴福利問題則是它的另一個出發點（我在後面將談到它們之間的一些聯繫。）自從1949年英國事實上成為福利國家後，花在社會保障方面的公共費用（實際上）已增加了7倍，從不到國內生產總值的5％，增至現在的大約12％。它幾乎占了整個公共開支的1／3。我開始當首相時，它的實際增長仍在繼續。自那以來，情況仍然如此。當然，把捐助的與非捐助的福利混為一談，把大家都享有的福利與按經濟情況調查結果而提供的福利——退休金、住房，補貼和給予單身父親或母親的收入資助——混為一談，這多少會產生誤解。

　　但是，這些粗略的數字說明了兩個重要問題。

　　第一，由於某一特別項目在公共開支和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份額反映出了大家給予它的重要性，因此，英國社會（或者至少是英國政府）斷言社會保障不僅比其他項目重要，而且其相對重要性事實上正在增力」。社會保障的預算是衛生這一第二項大開支的兩倍。更力，意味深長的是，也許它是為維護法治所作預算的6倍。

　　第二，儘管過去40年出現了普遍的、巨大的繁榮，但與以往相比，有更多的人向納稅人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以維持他們或他們家人的生活水平。因此，有人爭辯說，儘管1979年以來經濟有了發展，但「窮人變得更窮」。最近官方公佈的「低於平均收入家庭」的統計數字表明，如果把住房費用考慮在內，1979年與1991—1992年間相比，占總人口1／10的位於底層的人們，其收入下降了17％。但如果不考慮住房費用，他們的收入保持不變。即使沒有這兩種情況的比較說明，這些數字也會使人產生很大的誤解，因為它們實質上是不真實的。在這一系列統計數字中，「收入」並未反映出這一群體的真正所得，特別是，這不等於他們的生活水平。在這一群體（除去領養老金者）中，大約只有一半人依靠與收入有關的社會保障福利。這一群體中，許多人說他們沒有收入，但實際上，他們的花費高於全體人民的平均水平。在未計算住房費用（按照「低於平均收人家庭」統計數字）前「收入為零」的那些人中，大約70％的人占英國最高消費者的一半。

　　不管怎麼說，甚至把這些人看成一個「群體」可能都是錯誤的。他們的成分經常變化，就像他們的情況在變化一樣。所以，這些數字不能證明那些人的收入已經下降，卻有大量證據表明他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最重要的是，在這一群體中，耐用消費品——電冰箱、洗衣機、集中取暖、電話、錄相機等——有很大增加。由於這些事實，「窮人變得更窮」這幅粗制的圖畫簡直不可信。對比之下，作出以下結論倒是合乎情理的：社會保障預算鼓勵了反社會的行為，其中包括依賴福利，因此要進行認真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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