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130)

一三〇

　　西方政治家們大傾向於相信中歐、東歐共產主義以後的國家和蘇聯的經驗證明民族主義有內在的危險。但經過更加仔細的觀察，表明情況正好相反。南斯拉夫的情況不是常規，而是例外。例如匈牙利，除少數極端民族主義分子外，它學會了接受70年前領土的喪失，結果導致200萬匈牙利人住在羅馬尼亞，60萬人在斯洛伐克，40萬人在南斯拉夫，20萬人在烏克蘭。可以理解，匈牙利人堅持他們在國外的同胞應該受到公正對待。但是，他們有足夠成熟的民主，懂得「讓所有匈牙利人在一個國家裡」的原則會導致災難。

　　同樣，雖然俄羅斯有些人出於自身的目的想利用生活在俄國以外的、曾經是蘇聯一部份的那些國家裡的2，500萬俄羅斯人，但至今，這只是虛誇之詞，沒有成為事實。雖然俄羅斯少數民族確實面臨一些問題，但是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似乎沒有感到他們受到了很大威脅從而想摧毀他們現在所在的這些國家。事實上，他們在許多情況下還投票支持那些國家脫離蘇聯而獨立。

　　車臣共和國要分裂出來和隨後出現的危機，這對於把民族性作為穩定秩序的牢固基礎這一原則引起了多大的懷疑呢？車臣人肯定有充足的理由要求自決；他們是一個有自己語言和宗教的民族，自從上一個世紀被迫併入俄羅斯帝國以來，一直在長期爭取獨立。有人認為西方應該忽視或甚至支持在鎮壓車臣時所採取的殘酷的軍事行動，以保證俄國成為一個整體，而且葉利欽在克里姆林宮的形象已經受到了很大損害。不應該由我們來決定俄國的模樣。最終不能依靠武力把一些國家拼湊在一起，必須為全國和地區的少數民族創造條件使他們願意留在這些國家裡。

　　當西方忽視摧殘人權和違反（歐安會）國際條約這類事件時，我們損害而不是幫助了俄國的民主力量。至於疲備的俄羅斯這一實體，對於折磨著它的一些問題當然沒有幹淨利落的民主解決辦法。但是它的各族人民有權受到尊重——即使有些車臣人被指控參與了犯罪活動。如果車臣最終希望走自己的路，而俄國要阻撓他們這樣做，那它自己將一無所獲。

　　當然，像車臣一樣，過去的鬥爭史影響著現在。我的目的不是說所有的民族主義都是好的，更不是說都使人有安全感。但是對民族主義的指責已經很多了，其實有些問題應歸因於其他方面。此外，各種超民族主義的歷史至少與各種民族主義自身的歷史一樣是好與壞交織在一起的，它們的潛在力要更加危險得多。

　　第四節促進自由

　　這個問題把我帶到了我所建議的保守黨人外交政策的第四條原則，即我們應該在全世界不斷地促進自由、民主和人權。為什麼要這樣，首先有實際原因。一般說來，民主國家不會互相打仗。在國內尊重人權的政權更不會向外侵略。在實踐中，即使是最無所顧忌地推行實用政治的人，他也要判斷來自各個不同地區的威脅，不僅根據其軍事技術，也要根據其政權的性質。自由的價值使得甚至文化不同的國家都認識到有必要進行克制、妥協和尊重別人。因此，鼓勵這些價值是外交政策的一個必不可少的部分。

　　至於保守黨的觀點，人們可以說，它是我們在制訂政策時所應考慮的部分真理。顯然，各個社會的社會與經濟發展，它們的宗教傳統以及它們的政治覺悟，都有不同。在真正出現了新興的民主運動的地方，我們能夠促進和鼓勵它，並且通過抗議、公開的外交途徑和類似的手段給予它有限的保護，不讓它受到政府的鎮壓。在當地沒有這類人民運動的地方（或者人民運動僅限於首都少數在西方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我們不能從外面植人民主。

　　雖然我們必須仔細挑選一些西方影響能夠有效地加快它們向民主作風和平過渡的實例，但是，有些對人權的侵犯——特別是酷刑——無論從任何國家或文化標準看都是如此醜惡可恥，如此令人震驚和如此令人厭惡，以致我們有一切理由去反對和制止它們。在處理這類事件時，主要問題是怎樣做最好，是通過經濟壓力，或是通過在國際論壇上的言論或動議，或是通過悄悄的外交手腕。但無論怎麼說，由於在執行保守黨人的人權政策時必須要謹慎和區別對待，因此，它總不會採取十字軍東征的那種做法。

　　自由派的批評是：由於西方的人權政策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言論自由或者不能胡亂抓人這類「程序上的」權利，從而忽略了更加重要的、「根本性的」權利，如免受饑餓權或享有適當的教育權。一般反映人權問題要求的國際文件本身就說明了人們思考問題的趨向。例如，《世界人權宣言》（1948）不僅像我一樣確認了每個人都有生存權、自由權、法律面前平等權、財產權等等，而且還確認每個人都有權享有適當的生活水平，都享有適當的教育「權」與社會保障「權」——這些顯然屬另一範疇。後來其他一些文件規定的內容更多。《國際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公約》（1966年）包括了「工作權」、「繼續改善生活條件」權、「不受饑餓」權以及「每個人都有權享有可以達到的、最好的身體和智力健康水平」。

　　當然，只要我們從權利方面而不是從責任方面去討論自由，傳統的自由主義就會輕易地陷入溫和的社會主義，只要求各種「權利」而不怎麼考慮它們的代價或甚至實現它們的可能性。這些「權利」即使從理論上說可能實現，但在實踐中，國家只有通過規章、控制和稅收對其他個人進行抑制才能實現。到了這一步，人們事實上已走完了從自由主義到社會主義的全過程。此外，自由派的人權做法給予了外國機構干預幾乎整個國內的社會和經濟政策的權力，這不僅是侵犯而是完全取消了國家的主權。

　　如果促進按照傳統定義解釋的人權是外交政策的合法目的，那麼，一般說來如何才能最好地實現這一目的？我們幸運的是，冷戰後的世界已為自由創造了新的機會。由於通訊技術的革命、世界市場的開闢以及資本與人員有更大的流動機會，這一切使獨裁統治者受到了更大的壓力，他們將越來越難以抗拒要求對他們的政權實行自由化的壓力。事實上，這就是為什麼在尋求促進民主和經濟權利的同時，必須高度注意經濟自由的更加廣泛的影響。

　　即使在經濟比較自由的國家——有健全的貨幣，有限的政策干預，低稅收，保障私有財產，勞動力可以流動——如果它們曾有一段時間經歷過獨裁統治（例如皮諾切特統治下的智利）在以後推行政治自由時它們會發現困難比較小一些。但是，正如俄羅斯的例子所表明的，如果沒有法律框架，不懂得有限的管理，沒有私有財產制，也缺少企業充滿活力的傳統，在這種情況下要建立民主體制是極端困難的。保守黨內熱心于人權的人士認識了這一點，而左派自由人士卻沒有。因此，當市場資本主義的增長帶來政治自由時，前者不會錯誤地低估在實現政治自由方面的目標時所取得的進步。

　　在說了這一些以後，我要指出，有關人權政策的理論要比它的實踐複雜得多。政治家和外交家們通過本能一般都知道在什麼情況下能有效地施加西方的影響以及如何能最好地施加這一影響。可是，我必須加一句，他們有時需要輿論的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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