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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九


  一個人可以在英國議院之外採取這一策略。但是下議院的長處之一是要求發言人在辯論中要說出他們的真實想法。超出一定的限度後,我既不打算掩蓋我的想法,而且在這麼多年表達了我的意見後,我甚至已不會掩蓋我的想法,1991年11月20日星期三,下議院有關歐洲共同體的辯論使我深切感到我非說不可了。事實上,我在下議院最後一次發言中,支持了政府的動議,攻擊了工党關於單一貨幣的政策。並且駁斥了因為我簽署了《單一歐洲文件》而對我提出的批評。但是我也繼續問道:考慮到馬斯特裡赫特條約要我們支持單一貨幣這一目標,要我們參加為鋪平這一道路所建立的機構,因此,在實踐中,決定讓英國貨幣退出單一歐洲貨幣是否很值得。我重複了幾乎就在一年前因競選領導人在接受採訪時所提出的想法,即如果決定要放棄發行英鎊的權利,應該實行公民投票。可是,政府拒不承諾這樣做。

  事情發展很快,就我而言,我認為它在朝著錯誤的方向前進。雖然有段時間,議會議員都難以得到馬斯特裡赫特條約的全文,更不用說公眾了,但該條約的條款仍然獲得了同意,首相在12月11日星期三對此發表了聲明。熟知我的人也知道,最終我不能同意馬斯特裡赫特條約。我永遠不會簽訂這個條約。一些人善意地,也有一些人越來越不顧一切地勸阻我,說我能夠也應該保持沉默。我也很想照辦。

  首相發表聲明後的第二天,一件令人尷尬的小事表明異想天開會發展到什麼地步。我很高興約翰·梅傑能在星期四傍晚參加我在克拉裡奇飯店舉行的我和丹尼斯結婚40周年紀念晚會。除了彼此的心事外,我們對其他事情聊得都很開心。但是當我走出飯店送首相上車時,許多照相機對準了我,有人問我對他在馬斯特裡赫特理事會上的表現有何看法。我回答說,我認為他表現「非常出色」。我的確相信,在最好表明他態度的一次政治活動上,他顯示了巨大的才能。但是,我的話自然被認為是我同意了馬斯特裡赫特條約。當我第二天看報紙時,我決定,對所有有關人士來說,不管會引起他們多少痛苦,不能再出現這類誤解了。

  第三節 馬斯特裡赫特條約

  馬斯特裡赫特條約條款A——至少粗略看來——很好地結合了有關該條約目的和作用的兩個可供選擇的觀點:

  通過本條約,主要締約國在它們之間建立了一個歐洲聯盟,下文稱做「聯盟」。本條約標誌著在歐洲各國人民之間建立一個從未有過的緊密聯盟的過程中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在這一聯盟中,所作出的決定要盡可能地接近公民。

  「從未有過的緊密聯盟」這一用語引自原來的羅馬條約,雖然值得注意的是在羅馬條約中它是在序言裡。馬斯特裡赫特條約第一次把它升格列入了獨立存在的條約文本裡,作為該條約的部分目標條款。但是無論怎麼說,「聯盟」這一概念顯然是它的一個主要發展——事實上是「一個新階段」。此外,條款日闡明了這一聯盟的目標,包括「建立經濟與貨幣聯盟,最後包括單一貨幣」,「特別是通過執行共同的外交與安全政策在國際舞臺上堅持它的同一性,這包括最終制訂共同的防務政策——它最終可導致共同防務」,以及「實行聯盟的公民資格」。因此,可以理解為什麼科爾總理作出了下述評論:

  在馬斯特裡赫特,我們為完成歐洲聯盟奠定了基石。在實現歐洲聯盟的過程中,歐洲聯盟條約開創了一個新的、決定性的階段。在幾年內,該聯盟將導致現代歐洲創始人在上次大戰後所夢想要建立的歐洲合眾國。

  另一方面,「在這一聯盟中所作出的決定要盡可能地接近公民」這一用語,加上英國堅持從早期條約草案中去掉「聯盟目標」這一用語,使英國政府有藉口申稱,馬斯特裡赫特條約的確將權力下放到了向各國議會負責的各國政府。「輔從」原則中利益的混亂同樣來自英國政府想給予人們一個印象,即「馬約」是一個自由化的而不是集權的措施。的確,「馬約」在羅馬條約中增添了新的3b條:

  在不屬￿它專管的領域,只有當會員國不能有效地實現它們計劃行動所要達到的目的,而共同體由於這一計劃行動的規模或效果能更好地實現這一目標,那麼,它將根據「輔從」原則採取行動。

  歐洲法院前院長曾明確地把這一段措詞說成是「冗長的費解」。歐洲委員會以往的行為使人們沒有理由相信它會約束該機構的活動。首先,委員會自己決定根據「輔從」原則決定某件事情是否要移交給各國政府。實際上,要在歐洲法院內實施這一規定是非常不大可能的。不管怎樣,在屬￿共同體「專管」的那些領域,也不會實施這一規定,從而在共同體法律中的廣大領域,如大多數內部市場措施和許多社會條款,都不可能實施這一規定。任何人仔細和聰穎地閱讀了這一條約後,都會看到科爾總理對它的解釋要比英國政府的解釋準確得多。也許這是為什麼開始時如此難以得到馬斯特裡赫特條約全文的原因,也是為什麼對它進行解釋時更願意使用籠統的用語和口號。

  事實上,想把馬斯特裡赫特條約描繪成與它相反的東西,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只有當保守黨內反對聯邦主義的議員感到有必要支持首相時,他們才支持了這一條約,因此,辯論的真正焦點是英國到底得到了什麼「例外權」。實際上,把「馬約」說得最好,也只能說它不完全適用於我們。不幸的是,一點也不清楚,在法律上或實踐中這些「例外權」對於我們會產生什麼效果。

  記得在1996年夏季,當約翰·梅傑和我在討論如何抵擋要求實行經濟和貨幣聯盟的壓力時,我已經準備好其他11國政府會通過談判為經濟貨幣聯盟制訂另一個條約。在這種情況下,當較窮的國家看到根據反映它們經濟情況的貨幣將會失去競爭能力時,德國與法國最後可能會支持它們堅持要求得到的所有地區補購。我也曾想到,在談判中可以利用德國人的擔心,因為他們害怕在轉向單一貨幣而逐漸放棄德國馬克後會削弱他們的反通貨膨脹政策。

  如果我們要使我們共同體的夥伴們在令它們三思的嚴酷的現實面前急刹車,首先,我們必須準備使用我們的否決權,並且要使對方知道我們準備這樣做。如果當時真的使用了這一策略,事態會如何發展,現在當然無法說清。但儘管會有歇斯底里的咒語,沒有任何實際的理由擔心我們會被「孤立」。我們可以根據當時條約的安排,繼續從單一市場受益,當然同時得容忍共同農業政策以及歐洲法院的侵襲。只是在保守黨驚慌失措的議員們的胡思亂想中才存在著徹底垮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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