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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〇


  至於約翰·梅傑的方法,其問題在於,雖然它開始時贏得了喝彩,但基本問題卻未得到解決。在此情況下,我們可能會不再去為我們關於共同體的另一種想法去爭取支持,而去附和一個並不適合我們的、新的歐洲框架,同時又得依靠一些特別例外權,而這些例外權最終又要有賴於其目的與我們非常不一致的那些人們與機構的良願和公正。正如可提出證據加以證明的那樣,由於我們接受了有關這一聯盟未來方向的一些重要原則,這一做法的改變的確使我們的地位惡化了。例如,由於接受了條款A和條款B中確定的總的目標,就使得英國今後更難以為自己對歐洲的看法提出異議。

  後來表明,英國通過談判成功地取得了兩項特別的例外權。第一項同意英國可以不遵守《社會憲章》中有關工作地點與工會權的規定;第二項允許我們不加入貨幣聯盟的第三階段,也即最終階段。政府抵制了社會方面的條款是絕對正確的,因為它們會增加工商企業的費用、減少靈活性與競爭性,並且破壞了就業機會。但是這些例外權僅與新條款有關,而不涉及經過《單一歐洲文件》修改過的《羅馬條約》中的其他社會政策指令。這仍然能使德國和法國通過後門將它們高的社會成本強加在英國頭上。

  1993年6月的「工作時間」指令就是一個特別重要的例子,它規定每週最多可工作48小時,這的確成為了一個具有考驗性的案例。它作為「健康與安全」措施被列入第118a條中。需要得到合格的多數票通過才能生效。英國政府向歐洲法院提出了法律質疑。但是,不管是有關產假或是有關非全日制就業方面的指令仍接踵而來。所有這些措施只有一個主要結果——正如可提出證據加以證明的那樣,也可能只有一個主要目標,即減少了英國工業的靈活性與競爭能力,使我們與歐洲一致。

  此外,由於我們的社會成本低,毫無疑問,特別是法國人,他們會竭盡全力阻止把投資和工作機會轉向英國。例如,當胡佛—歐洲公司的總裁解釋說,由於蘇格蘭的整個報酬費用比法國要低37%,因此,決定把真空吸塵器的生產從第戎轉到格拉斯哥附近的坎伯斯朗時,這時,法國人感到憤慨。這一差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法國法律所要求的社會福利費用是高的。當英國政策認為有必要將條例規定的負擔和企業的費用保持在低水平時,法國斥之為「社會傾銷」。在此情況下,它將繼續施加和增加壓力,要英國接受會危及其企業的條例。

  同樣,貨幣聯盟方面的例外權更不起眼。它僅給予我們退出貨幣聯盟第三階段的權利,而不是第一或第二階段。在實踐中,頭兩個階段對英國經濟的自由到底有多大限制,這還可以辯論,雖然無論怎麼看,它都是大的。此外還要求成員國「把它們的經濟政策看做是共同關心的事情」。有關經濟政策的指導原則要由委員會和部長理事會制訂,然後通過一個名叫「多方監督」的機制密切注視其成員國是如何遵從這些指導原則的。委員會有權密切注視成員國公管部門的赤字,如果認為這一赤字「過大」它可對該成員國採取措施。在貨幣聯盟的第二階段,其成員國必須為使它們中央銀行的獨立作準備工作(正如英國已開始做的那樣),並採取和堅持一個「多年度的一致性計劃」,為最終成立的貨幣聯盟調整貨幣。

  最後,要求每個成員國「把它的匯率政策當做共同權益對待」。這就產生了一種危險,即其他成員國和歐洲機構會認為英國有義務重新加入匯率機制,再一次使其貨幣政策服從於維持外部的比價。雖然1992/93年度匯率機制實際上的削弱使得將來實現經濟貨幣聯盟一致性的進程比在簽訂馬斯特裡赫特條約時更加難以預測,但為了該條約的所謂「一致性標準」,可能把擴大了的15%的匯率機制變動幅度解釋為「正常的波動幅度」。這就可能使成員國中的內部核心開始實現第三階段的貨幣聯盟,只是比原來的時間表稍稍推遲了一些。

  英國是否有權退出第三階段,這一基本問題仍然存在。一旦內部核心進入了第三階段,組成了歐洲貨幣單位集團,英國就會受很大的政治(最後是法律方面)的壓力,要它按照在第二階段所承擔的義務維持英鎊與歐洲貨幣單位的比價,從而跟隨歐洲貨幣單位的利率。如果有些成員國成為了貨幣聯盟的正式成員,英國在歐洲中央銀行董事會——它確定期望我們要遵循的利率一中就不會有席位。在這種情況下,要英國繼續下去,參加貨幣聯盟的第三階段,這一誘惑是很大的。馬斯特裡赫特條約明確規定,第三階段是「不可逆轉的」,這意味著,至少根據共同體法,以後我們沒有權利退出和重新發行英國貨幣。這會使主權受到重大損失,標誌著英國走出了決定性的一步沉浸在歐洲超國家中。

  有人爭辯說,這永遠不會發生,因為匯率機制的解體表明要在一個動盪的世界裡固定匯率是愚蠢的。但這一論點忽略了兩個重要問題。第一,想在歐洲加速推行聯邦制的歷史表明,客觀情。況不會勸阻聯邦主義者放棄他們的計劃。事實上,該計劃受到每一挫折後只會促使他們進一步加快走向不可挽回的結局。第二,它可能會避免由於外匯投機性流動所帶來的許多不穩定,一旦這些投機性的流動會使匯率機制解體,就可通過直接鎖死貨幣和歐洲貨幣單位來予以制止。當然,由於匯率機制中的通貨溢值,對較弱的國家經濟所帶來的後果甚至更具有災難性。在適當的時候,經濟活動中出現的大的區域性變化、工業下降和邊緣地區失業人數的急劇增長,這又會促使大量的人越境移民。

  但是,如果認為這些後果必然會導致放棄這一事業,那我們的無畏就到了愚蠢的地步。因為好的結局要依靠歐洲民主機構的健康發展和責任感。但是國家政治機構的權力現在正在被統一的歐洲機構所取代,而且對於這一點,沒有真正的民主方法加以抑制。無論怎麼說,這是放棄政治領導,坐等人們無法控制的不利局面,解除人們的職責,使他們不能執行有利於國家長期利益的政策。

  我對馬斯特裡赫特條約在國際上的影響非常關心,這反映了我對它的不安。這幾乎也同樣反映在我對它對於英國會造成的風險的關心。雖然1988年我在布魯日的講話中談到了英國傳統和機構的特殊力量,我也同樣關心它對其他歐洲國家和世界其他各地的影響。當然,最終還是要由德國、法國、意大利和其他國家的人們決定他們彼此之間要建立什麼樣的經濟和政治關係。但是,當任何人看到這些大國在輕率地追求災難性的目標而不向它們敲響警鐘,這種態度是很不負責的,事實上是一個壞歐洲人。

  要德國人放棄聯邦德國馬克;要法國人永遠為占支配地位的東鄰充當副手;要意大利不去進行國內政治改革而是指望歐洲聯盟幫助它解決問題;要西班牙、葡萄牙、希臘和愛爾蘭不要最有效地利用它們低的人工成本,而是去依賴德國的津貼;讓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向其他歐洲國家出口它們高的社會成本而不是將它降下來,這些都是沒有道理的。至於中歐和東歐的前共產黨國家,怎麼能期望它們與因共同體的貨幣與社會政策而帶來高費用的政權共處?很難看到它們不會成為迪洛斯式的歐洲聯盟的遠房窮親戚。因此,對聯盟的成貝來說,這一政策帶來的是經濟衰退的前景。對它們的鄰國來說,它會造成不穩定。對世界其他地區來說,它促使它們走向保護主義。

  對於一個對所有有關各方都會帶來如此多的損害的條約來說,馬斯特裡赫特條約甚至不可能將保守黨團結起來。事實上,它在議會和這個國家裡分裂了保守黨,對政府的方向辨別力失去了信心。由於我們的部分戰略基本上是向我們的夥伴們證明英國想位於「歐洲的中心」,因此,試圖在匯率機制內維持無法支撐的英鎊比價,這直接導致了本來未必會發生的大的經濟衰退。我們離開它時令人感到羞辱的情景,在政治上給保守黨帶來了進一步的損害。當我們臨近1996年的政府間會議時,所有這些基本問題都會再次出現。

  1991年11月,甚至在馬斯特裡赫特條約的全部細節尚未透露之前,我就充分預料到我會徹底地反對它。由於我在前面已概述的原因,如果我繼續留在下議院內,這肯定會使所有有關的人更加感到尷尬。此外,無論何時舉行大選,其結果都可能是我們在1987年得到的壓倒多數的席位會減少。這會使我更加難以按照我的本意說話和投票。無論怎麼說,雖然我仍然坐在大約25年前所坐的後座議席上——作為一個年輕的後座議員我曾感到很愉快——我現在感到拘束不安。後座議員的樂趣來自能夠暢所欲言。可是,我知道今後我再也不能這樣做了。我的每一句話都會被看成是支持還是反對約翰·梅傑。我只要到會就會使他感到受抑制,這反過來又會抑制我。所以我決定辭去芬奇利議員席位,接受終身貴族爵位。

  丹尼斯獲得准男爵爵位使我感到高興,這彌補了我的矛盾心情。1992年4月保守黨大選的勝利——我的政績在這次勝利中佔有同樣份量一約翰·梅傑令人欽佩的勇氣以及工黨所犯的令人震驚的錯誤,使我感到我又可重新繼續進行有關歐洲前途的辯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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