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118)

一一八

　　我不希望別人看來我好像在傷害我的繼任人。我知道他的地位仍然脆弱，我要他取得成功。特德·希思曾給我帶來夠多的麻煩，我不希望也給別人帶來類似的麻煩。因此，自相矛盾的是，我發現辭職後我在發表意見時比辭職前甚至更加受約束了。但是，對英國未來的整個方向，甚至對它作為主權國家的地位發生爭議時，憑自己的良心，我不能再保持沉默了。所以，雖然我對報道中的政府首腦正在討論的條約草案疑慮重重，我想應該持建設性的態度，公開陳述我所需要的那種歐洲，同時在沒有相反的證據之前，讓政府盡可能長時間地認為該草案是可行的。

　　1991年3月，我作了離任以來的、第一次重要的公開講話——那是在華盛頓，在一次由幾位美國思想保守的智囊團成員安排的會議上。我繞開了英國國內政治比較敏感的領域，集中講了歐洲共同體地緣政治的作用：

　　一個由單一民族國家組成的民主歐洲能夠成為一支主張自由、有事業心和進行公開交易的力量。但是，如果建立的歐洲合眾國踐踏了這些目標，新歐洲將成為一個提供補貼和執行保護貿易制度的歐洲。

　　歐洲共同體的確負有政治使命。它要使新的、脆弱的民主國家更加可靠地紮根于自由和西方。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臘的獨裁統治結束後，情況就是這樣。所以一旦民主和自由市場在東歐和中歐生了根，就必須接納它們為共同體的正式成員。同時，我們必須加強貿易、投資和文化聯繫。

　　當然，在美國提出這些論點特別合適，因為多年來它多少一貫地在推動英國向更為緊密的歐洲一體化靠攏。這一態度是建立在雙重幻想的基礎上的：首先，它假設一個政治上統一的歐洲會對美國是友好的，這可減輕其部分防卸負擔，或完全免除這一負擔。事實上，大多數堅定的歐洲的聯邦主義者都很有意識地要脫離美國，建立另一個超級大國與美國平起平坐，因為它有著不同的利益，在世界事務中，最終會成為美國的對手。這已經產生了實際效應。歐洲日益增長的保護主義已引起了大西洋兩岸一系列的貿易衝突，即使冷戰限制了這種對立。

　　自從美國減少了駐歐洲的部隊後，貿易方面的爭吵變得更加嚴重，如美國和歐盟有關關稅與關貿總協定的爭吵。從1980年的威尼斯中東宣言到共同體對南斯拉夫戰爭早期的徒勞干預，歐洲共同體的外交政策幾乎每一次都旨在把歐洲與美國區分開來，有時特別明顯。時間一長，這類爭端必將侵蝕一直支持大西洋防禦合作的文化和外交方面的同情。同時，這些爭端是按照聯邦主義路線推行統一的歐洲所帶來的必然結果。

　　美國政策制定者作出的第二個錯誤的假設是，根據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和不同語言組成的歐洲超級國家，按照美國對民主一詞的含義（和按照該詞的充分含義），它可能是「民主的」。我在華盛頓的講話中對這一點作了直接回答。

　　有些人為歐洲共同體確定的不實際的政治任務是要把它變成一個……歐洲合眾國：在這個歐洲，各個擁有自己活生生民主的民族將會屈從于一個必然是官僚主義的、人為的聯邦結構。一個缺少共同語言的共同體不可能有官員們要對其負責的輿論。

　　由於英國政府當時的態度（至少在言辭上）對歐洲合眾國是同樣敵視的，用國內的政治術語來說，提出這些論點比對經濟與貨幣聯盟進行批評更為容易，因為政府對這一聯盟的態度遠不明朗。的確，事實已經勝於雄辯。1991年，顯然，當時的經濟政策主要取決於英鎊與德國馬克的比價，而不是考慮國內的貨幣政策。同時，當時正在利用匯率機制作為走向經濟與貨幣聯盟的工具。這至少與加入聯盟時我的意圖完全相反。當局就此問題不得不作出的任何說明也沒有淡化這一印象。市值調整的可能性被排除了，實際上，政府的政策是英國應該採取2．25％（正或負）的小差距匯率幅度而不是這時的6％。

　　然而，我知道，在批評現在所發生的一切時，我一定會使自己也受到批評。正如馬斯特裡赫特條約的捍衛者所說的，在簽署《單一歐洲文件》時，是我放棄了立場，他們只是在「Ｉ」上加了一點，在「Ｔ」上加了一橫。所以，現在正把英國經濟驅使到由政治決定匯率這一約束性措施的那些人宣稱我無權對這個問題提出批評，因為是我把英國貨幣帶進了匯率機制。我知道我對這兩點指責有很好的答覆。現在看上去正在呈現出來的馬斯特裡赫特框架——實際上不能令人滿意——與在談判《單一歐洲文件》時所同意的安排基本不同。當時有人正在利用匯率機制達到某種目的。我不僅反對，而且在政府裡明確表示，我永遠不會執行這種匯率機制。同樣，他們的這些論點也不可能阻止批評者提出批評。

　　所以，1991年6月18日星期二在向紐約經濟俱樂部講話時，我表示反對因國際原因執行受操縱的匯率，同時在坦率承認我的政府所犯的錯誤時也談到了這一點。

　　隨著80年代中期羅浮宮協議和普拉紮協議的簽訂，我們尋求將國際匯率更為穩定這一目標置於控制通貨膨脹之上。1987—1988年我們在英國試圖使英鎊匯率追隨聯邦德國馬克，從而加深了這一錯誤。在尋求穩定的匯率目標時，又一次違反了貨幣準則。這些政策使利率下降到了人為的、不能承受的水平。這反過來又促使貨幣與信貸過度增長。這引起了我們大家都十分熟悉的通貨膨脹，這是當前經濟衰退的根本原因。奧斯卡·王爾德曾說：「經驗是我們給自己犯的錯誤起的名字。」從70年代和80年代我們的教訓中將要得出的結論是，政府應當致力於穩定價格——這只有通過減少貨幣供應量才能實現——而讓市場上的公司與個人去計算在創造財富的交易中可能面臨的其他各種風險。

　　當中央銀行的銀行家們「憑猜測約略估計出」錯誤的匯率，並且因低估或高估匯率從而像微調一樣使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產生巨變，這時，為匯率規定指標會產生巨大的貨幣壓力，就像現在在東德所看到的那樣。當這種情況發生時，就只得通過急劇貶值放棄使固定匯率表面上對商人有吸引力的這一「穩定」，或者通過快速通貨膨脹或更高的利率這樣更加帶有破壞性的不穩定來維持這一「穩定」。在匯率機制中，英國幸而有6％的幅度來調節匯率的變動。

　　大體上，我回憶起了聯邦銀行總裁卡爾—奧托·波爾的一番話：「應該按照國內的貨幣情況確定利率，應該讓匯率自行其事。」對此，需要加上一句：如果你固定了匯率，那麼，利率與國內的貨幣情況就會自行其事。而財政部長們就像事故現場上無辜的旁觀者。

　　公平他說，政府對這一分析不很欣賞。但大約15個月後，事實證明它再正確不過了。但對我的干預所作出的反應表明：一方面要總的支持政府，另一方面要大力反對後來成為政府政策的一個重要方面，這就像走在崎嶇小道上一樣是多麼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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