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117)

一一七

　　不止我一個人在告誡說，這樣做會促使美國和日本也建立類似的保護主義帝國來保護它們自己。到那時，世界可能會逐漸走向奧威爾所描述的大洋洲、歐亞大陸和東亞這三個未來日益敵對的世界商業帝國。在這一進程中，戰後對我們起了很好作用的國際組織，如北約組織和關貿總協定將會受到削弱，被擱置一旁，最終變得毫無意義。這一前景依然存在，應該使我們感到擔心。

　　可是，如果我們進一步展望21世紀末，前景很可能更加令人憂慮（因為更加不穩定）。考慮到世界上一些中等國家和大國，如印度、中國、巴西、可能還有俄國，現在正平穩地站在自由市場革命的邊緣，再加上當今的經濟大國：美國、日本和歐洲聯盟（或者對這一方案稍作修改，成為法—德「快車道」集團），我們到2095年看到的可能是一個不穩定的世界，在那個世界裡，擁有半打以上的「大國」，它們都有自己的庇護者，如果彼此孤立，它們的地位都是脆弱的；如果他們組成了對路的聯盟，就能增強自己的力量和影響；而且不管願不願意，它們都會採取長期的外交策略以保證它們的相互地位能夠得到改善而不是惡化。換言之，對於2095年看上去可能像1914年，只是舞臺多少要更大一些。

　　不論你所喜愛的夢魔是奧威爾的三方分享戰利品，還是1914年夢幻的重現，避免這些事件的要訣是同樣的，如果大西洋聯盟實質上仍然是由美國統治，周圍有一些為了自己的長遠利益一般都聽從它領導的盟友，上述兩種情況就不一定會發生。人口、資源、技術和資金的現實情況就是這樣，如果美國在聯合起來的西方仍是一個占統治地位的夥伴，那麼，西方就能在整個世界繼續成為一支占統治地位的力量。由於作為最後一招，只有一個超級大國才能真正提供集體安全，因此，世界上的其他力量（不包括「胡作非為的國家」和恐怖主義集團）一般都會支持，或至少會默認這樣一種國際結構。

　　我認為英國在這樣一個結構中的作用會有特別大的影響。但這不是我支持這一結構的主要理由。我的理由是，這樣一個世界能最好地滿足國際和平和集體繁榮的需要。它在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也會是一個自由世界，比一個由亞洲或歐亞集團所控制的世界要自由得多，雖然，這些集團在歷史上和近年來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但是，讓我再強調一遍，除非說服美國在軍事和經濟上繼續成為一個在歐洲佔有統治地位的強大力量，否則，這一局面是不會發生的。這意味著，我們必須保證美國軍隊在可預見的將來繼續留在歐洲，特別是今後幾年預算壓力會誘使美國撤軍。在這種情況下，歐盟想悄悄地把自己建成一個獨立的「第三種力量」，這會與美國疏遠，使它把大批部隊撤回國內。這一賭注是大的。分裂西方、向世界長期不穩定邁進，為了使歐洲能多少提高自己的地位，在七八個超級大國中自己成為一個獨立的超級大國，在我看來，這似乎是最有害的和最不負責任的民族主義形式。

　　第二節走向馬斯特裡赫特

　　在我要離開唐甯街時，我感到遺憾的幾件事之一是在這個時候離開，使我沒有時間去處理歐洲迅速發生的變化。1990年秋，人們在為後來的馬斯特裡赫特條約打基礎，旨在為成立一個聯邦制的歐洲合眾國搭制框架。自從我當首相後，在歐洲共同體內進行了許多鬥爭，但我以前從來沒有碰到過如此規模和如此重要的鬥爭。

　　當然，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歐洲委員會和一些政府首腦對共同體的目的和方向的看法與我的觀點很不一樣。為了告誡不要讓中央集權制、保護主義和聯邦制持續發展，我於1988年發表了布魯日演說。在布魯日，我擺出理由反對企圖使一些國家去「適應某種容貌的歐洲個性」，而是要求「在獨立主權國家之間進行自願和積極的合作，以此作為建立一個卓有成效的歐洲共同體的最好辦法」。

　　自那以後，我更加感到有必要詳細談到可供選擇的另一種看法，並爭取國內外對它的支持。這不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但困難很多。在保守黨內部有一些人數頗多但仍占少數的、堅定的熱心歐洲的人，他們幾乎歡迎所有在布魯塞爾決定的事情。《單一歐洲文件》與我的意向相反，也與我對當時正式提供的許諾理解不一致，它為歐洲委員會和歐洲法院加緊推行集權化提供了新的領域。由於它們各自不同的原因，法國和德國——法——德軸心占統治地位一一都急切地向同一方向邁進。在美國，政府在判斷上犯了一個大錯誤，認為促進一個由德國領導的、統一的歐洲能最好地保證美國的利益——儘管海灣戰爭的經驗無疑會促使布什總統對這類假設提出疑問。

　　儘管如此，我仍然確信，只要目標專一和意志堅強，就可以使布魯日提出的辦法取得成功，因為三個長期性的影響對其有利。首先，需要幫助新解放的東歐國家，這給聯邦主義者們狹隘的歐洲主義帶來了困難，因為他們的高稅收、高制約和高補貼制度最終不能滿足這一需要。第二，全球的經濟變化顯著地擴大了金融和商業範圍，這會減少歐洲共同體本身的相對重要性。第三，不僅在美國，而且在越來越多的其他歐洲國家，人民的情緒正在背離他們所疏遠的官僚政治，而且是在恢復有歷史淵源的地方和民族的同一性。這可能需要10年時間，但是我感到這是一個有前途的事業。

　　1990年11月22日星期四，我作為首相在向下議院作最後一次演講時，奚落了工黨在重大問題上有意識地採取模棱兩可的態度：

　　他們不會告訴我們他們的立場。他們需要單一貨幣嗎？他們準備保衛這個聯合王國的議會的權利嗎？對他們來說，一切都是妥協，把事情掩蓋起來，留到日後再說，希望美國人不會注意到對他們自己發生了什麼事，權力是怎樣逐漸失去的。

　　當時我不知道，的確，也沒有必要去想像，別人也會很快地對我的繼任者所領導的保守黨政府說同樣的話。我知道，約翰·梅傑可能向需要政治和經濟聯盟的大多數政府首腦尋求某種妥協。當約翰還是財政大臣時，從我們的交流中這一點就已很清楚。而且，我能十分理解，在我辭職之前進行的有關歐洲問題的激烈辯論後，他想彌合黨內的創傷。但是，我沒有想到會這樣快地完全改變了我所採取的立場。

　　12月，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德公開鼓吹通過我始終不信任的西歐聯盟發揮特殊的歐洲防禦作用，因為我知道其他人，特別是法國人，想利用它取代必然由美國支配的北約組織。後來在1991年3月，首相在波恩宣稱英國位居「歐洲的正中心」。對我來說，這顯然是不可能的，這不僅僅是從地理概念來說，而且我們的傳統和利益在許多領域與大陸的鄰國非常不同。例如，在貿易方面，特別是在農業貿易方面，英國比較開放，更加依靠歐洲以外的國家而不是我們的歐洲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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