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116)

一一六

　　多年來，我不得不與一些政治家和文官相處或共事，他們之中除少數明顯的例外，多數人與我意見相左、不同意我的基本觀點。他們盡心盡責做著自己份內的事——有的還做了份外的事。但是我經常不得不像政府行為的孤獨反對者那樣行事，而這個政府又是由我自己領導的。這種情況使無法避免的權力上的孤獨進一步加重。我常被描繪成一個局外人，只是由於某些環境因素的奇怪結合，才跨進了局內人的圈子，而且在那裡呆了11年半。對我的這種描繪不能說不準確。

　　現在我又成了局外人，但這是一種不同於過去我所記得的「局外」。我發現，與我擔任反對黨領袖時那些困難日子（這些我已在本書前面幾章講到）截然不同，現在我周圍那些有見解、有作為、最能幹的保守黨人幾乎都是與我思想一致的。過去那場革命——私有化，解除管制，降低稅收，擴大所有制，恢復自力更生，建設擺脫貧困的梯子，加強國防，建立大西洋聯盟，重振國家的士氣和地位——是經過艱苦努力在政府裡面完成的，這在某種程度上使我無法看清在政府外面進行的思想革命的程度。我間或——如一年一度訪問政治研究中心——也看到一些正在發生的情況，但並未掌握全貌。因此，由於我今天對政府的某些政策感到擔心，我相應地把較大希望寄託在那些依然在政府外面進行思想鬥爭的人身上。何況，這有其令人愉快和切實可行的一面。因為我一向善於做鼓舞人心的演講；而且每當我對某個深奧題目發表講演或撰寫文章或介紹情況需要幫助時，總會有一批熱情而又具有專長的志願者向我伸出援助之手。

　　同樣，我多次到國外講演，也有類似的體驗。起初，我是作為前首相受到接待的，花很多時間會見我在職時認識的人。但國際政治風雲變幻，首腦人物常常迅速更換。原先接觸過的領導人日益減少。如果他們接待我不是因為我擔任過什麼職務，甚至也不是因為別人認為我取得了什麼成就，而是因為我在一般意義上所「代表」的東西，那我才真正感到心情愉快，精神振奮。我想，我在美國大概可以期待得到這樣的接待，因為美國是現代激進保守思想的中心，幾乎是我的第二故鄉。

　　但是，當我同中歐和東歐新解放民主國家的政治家、企業家和知識分子交談時，當我同和我一樣擔心馬斯特裡赫特條約的西歐人交談時，當我同正統資本主義得到運轉、經濟正在騰飛的亞洲與太平洋國家的政界和商界領導人商談時，當我同那些正在使拉丁美洲國家從第三世界的失敗教訓迅速向第一世界的精力充沛的前景轉變的領導人交談時，也有同樣愉快的感受。我正在主持同時又參與一種巡迴式的專題討論會。他們非常願意聽我的見解，我自己也能從他們那裡學到很多東西。

　　當然，我也看到挫折的一面。美歐聯繫不斷削弱，「後共產主義」世界中的前共產黨人又悄悄口來掌權，還有已爾幹戰亂中發生的恐怖行為——西方對此態度軟弱，無異於容許甚至鼓勵他們如此胡作非為，一些斯洛文尼亞人、克羅地亞人、波斯尼亞人和具有民主思想的塞爾維亞人川流不息地到我這裡來敘述那裡的慘狀。但是，從國外東道主對我的接待方式中（同樣從我在國內安然擺脫困境的情景中），我感到我多年來大力宣傳並力圖實施的基本內容仍和過去一樣具有意義和說服力。並不是世界背棄了我的那種保守主義，而是有些國家的保守主義者對自己和他們的信念暫時喪失了信心。到國外訪問是很累人的，但是我已拿定主意，只要我還有精力——到目前為止，我的精力似乎還很旺盛——我將努力去影響各國人民的思想，如果已不能影響各國政府的行動。而且我希望，等到有一天我自己已無力去完成時）我的基金會將代我去完成這項使命。

　　如今西方似乎正在虛張聲勢、憤世嫉俗與恐懼害怕之間猶豫動搖。國內問題很多。在大部分西方國家中，用於社會津貼計劃的政府開支正在導致增加赤字和提高稅收。國外問題也不少。西方的防禦體系正在崩潰，使用它們的決心不斷減弱。對歐洲和英國在該防禦體系中的地位處於嚴重混亂。與美國的「特殊關係」已冷卻到接近冰點。對後共產主義世界中的民主派，西方沒有向他們提供他們需要的支持；他們的地位正被許多態度暖昧的可疑分子取代。

　　對於俄國人，我們先是無所作為，繼而態度軟弱，我們正在鼓勵他們相信，如果他們像過去的蘇聯一樣行事，只會得到西方的尊重和關注。在前南斯拉夫，我們讓侵略得逞。混亂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內部滋長，因為它摧毀了一個帝國，卻還沒有確定該扮演什麼新的角色。但並不是什麼都糟。現在世界比冷戰時期更自由，雖然還不能說更安全。但是政治上的成就還缺少一個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明確的目標。

　　當然，我可以這麼說。難道我不可以嗎？也許不可以。但是過去常常在政府中批評我的人現在也在這麼說。在下面有關歐洲、更廣的國際環境、社會政策和經濟的幾章中，我提出一些如何糾正這些方面問題的想法。但現在是其他人來採取行動的時候了。

　　第十三章　民族國家歐洲聯邦

　　對歐洲政策

　　第一節狹隘的國際主義

　　新聞媒體一旦把某一政治家在公眾眼裡描繪成了某一形象，他幾乎不可能擺脫這一形象。在他生涯的每一重要時期，這一形象便會出現在他本人與公眾之間）人們似乎看到和聽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被編造出來的那一人物。

　　我在公眾中的形象總的來說是不壞的。我是「鐵娘子」、「好鬥的瑪吉」和「阿提拉母雞」，等等。由於這些稱呼，一般給予對手的印象是我是一個難以對付的女人，我樂於被人們描繪成這樣，雖然沒有人會真正這樣一個心眼地強硬，但在一個方面，我受到了損害：每當人們談起歐洲問題時，通常把我描繪成一個狹隘的、懷舊的民族主義者，當歐洲理性的現代光芒照向不列顛古老政權的封建飾物時，我好像不忍眼看這些飾物像哈維沙姆小姐的結婚蛋糕那樣落入塵埃。我「處境孤立」，「在向後看」，「紮根於過去」，「抓住帝國的殘骸不放」，「迷戀於過時的主權觀」。的確，把我對歐洲的所有論述都看成是那樣。

　　事實上，我對歐洲聯邦主義的懷疑有三個基本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歐洲聯盟對有成效的國際主義是一個障礙。（另外兩個原因是英國已表明，已經建立起來的、「令人滿意的」民族主義是國際合作的最好的基石，並且，像我在本章其他地方所辯解的那樣，民主在聯邦制的超國家中不能發揮作用，在那裡，各種不同的語言使得民主辯論和民主負責制僅僅成為了口號。）實際上，歐洲的聯邦主義者是「狹隘的國際主義者」，是「心胸狹窄的歐洲人」，他們一貫將共同體的利益置於更廣泛的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之上。

　　歐盟幾乎要破壞關貿總協定，它已經在大西洋兩岸引起了一系列的貿易糾紛；它對中歐和東歐新建的出口工業保持了高得出奇的貿易壁壘，從而拖長了該地區的不穩定；它以不成熟的、莫明其妙的軍事計劃打算建立一個「歐洲支柱」或「歐洲防禦一體化」，威脅要分裂北約組織。這些起破壞作用的大多數首創行動自己都不能言之成理。他們僅僅是為了要更加接近那一天——屆時「歐洲」將成為一個羽毛豐滿的國家，有它自己的旗幟、國歌、軍隊、議會、政府、貨幣，人們設想，最後還會有一個統一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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