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115)

一一五

　　羅傑·博登和我在一起，邊看電視報道，邊向我補充介紹早些時候總部從電話裡傳來的信息。我帶著一台計數器，上面有基思·布裡托為我準備的詳細情況。最初的選舉結果表明我們已獲勝，但其中也有令人沮喪的消息：特迪·泰勒失去了格拉斯奇卡斯卡特的席位。關於我們能取得多少個席位的預測數字開始逐步上升。當地市政會議員、我的選區主席和夫人、我的選舉幹事和其他一些人進進出出，臉上都流露出愈來愈明顯的高興。但是我有意抑制自己過早露出興奮心情：是為了謹慎小心，或者是出於迷信，尤其是因為我知道，只要期望不是太高，也會比較容易對付壞消息。然而，到最後我也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了。就在我走出房間，聽到我自己選區的計票結果時，誰都清楚，我們將組織下屆政府。

　　星期五一大早的情況現在已只剩下模糊的記憶——計票中心支持者的熱烈歡迎，訪問總部，與家人短暫相聚的溫暖和慰藉。關於當天下午前往白金漢官接受女王組織政府的授權，以及隨後到唐寧街就職的情況，我已在其他地方記述。

　　如此規模的勝利使所有的人——或者說幾乎使所有的人——感到意外。這不僅表明我們贏得了一場選舉，也表明我們得到了進行改革的新的授權。正如選舉學家和評論家們在仔細研究選舉結果後所說的，保守黨的勝利模式證明了這一點。我們在議會贏得了比所有其他黨派加在一起還多43個席位的多數。這屆大選工黨所獲選票在全部選票中所占比例比上屆大選下降5．6％，全部轉向保守黨，同時，保守黨所獲選票在全部選票中所占比例超出工黨7個百分點，這兩個數字無論對哪個黨來說，都是1945年以來最大的變化。

　　同樣具有重大意義的是，轉向保守黨人數最多的階層是熟練工人，其中1／3顯然是在競選過程中轉變過來的。這些人恰好就是我們必須爭取他們脫離畢生忠於社會主義信仰的人。他們面臨一個特別尖銳的基本矛盾，也是整個英國所面臨的基本矛盾：究竟同意政府在國家生活中扮演愈來愈大的角色，還是決心改道易轍，轉變方向。特別是對這些人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實際的問題，即究竟是依賴國家提供的舒舒服服有保障的生活，還是為了為自己和家人贏得更美好的生活而作出犧牲。現在他們已決定冒一次風險（這確實是一次風險），給我提出的建議投上一票——我知道，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就是給現在體現在我身上的東西投一票。我將永遠對他們嚴守信義。

　　第六節重新開始

　　1990年11月28日，距我第一天踏進此地擔任首相11年6個月又24天之後，我最後一次離開唐寧街10號，一片矛盾和混亂的思緒使我感到內心痛苦。我在世人矚目的公務世界裡生活了如此之久，現在卻要離開這裡走向……何處？然而，儘管我也許已躍入——或者可以說被推進——黑暗，我並不是毫無控制地自由下落。我有我的家人，我身體健康，我還發現，我有那麼多的朋友給我道義和實際幫助。

　　阿利斯泰爾·麥卡爾平把他大學院街上離威斯敏斯特宮很近的房子借給我暫作辦公之用。當丹尼斯、馬克和我到達那裡時，我發現一個小起居室可供我工作。我任首相時的政治秘書約翰·惠廷戴爾，以及其他幾張有的認識有的不認識的面孔正等在那裡迎接我們。至於我們自己那套在多爾維克的房子，當時丹尼斯和我把它買下來，一半是為了投資，一半是供緊急需要時用（雖然我們很少預見到有此用途），現在我們已不想再留著它。它離威斯敏斯特太遠，而且，儘管發生了目前的情況，我們兩個都設想，不管我以後幹什麼，反正不會選擇「退休」。我希望掙錢謀生，大概也有此需要。無論如何，不工作是會使我發瘋的。

　　隔了一段時間我們才找到合適的住處；先是從亨利·福特太太處借了一套在伊頓廣場的漂亮公寓房。找一些事來做當然不成問題。我需要向無數對我表示同情的人寫信致謝，他們的慰問使我深為感動。有些給我寫信的人本人正處於絕望之中，而我只是情緒低落而已。

　　很幸運當前有一些個人事情分散注意力。不到一個月就是聖誕節。離開唐寧街意味著必須取消原訂在契克斯別墅慶祝聖誕的計劃，同時需要為我們自己的聖誕晚會預訂飯店房間（我自己的房子已被從唐寧街和契克斯別墅搬出來的包裝箱堆滿，那是11年半積累起來的東西），需要重新邀請現在已不能去契克斯過節的賓客，定做一套新的離任後的聖誕卡，還要為所有這些付款。

　　然而，過了一些時候，手上的時間仍多得難以打發。過去我一直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安排得滿滿當當，我知道怎樣通過忘掉過去、開展新的事業，為個人的失望找到慰藉。工作是我的靈丹妙藥。現在我必須調整工作速度。可是一開始這可並不容易。

　　我生來就不善於反思或回顧，我總覺得朝前看更可取，處理當前實際問題最容易，而且（在符合情理的範圍內）越難越好。現在有了比我當反對黨領袖或首相時享有的（如果這個詞合適的話）更多回首過去的機會。這也許是我第一次感到有一種內心的需要（雖然令人痛苦），來徹底思索7下我這輩子究竟幹了些什麼，獲得的機會利用得如何，以及各種歷史事件的意義。

　　起初，我的非自願「撤退」被一些陰鬱的想法所支配。我仍能從報紙上讀到有關「撒切爾時代」的訃告式評價文章。有些報紙刊登了一些有關我擔任首相期間工作情況的文章，據我回憶，他們記敘的內容很不準確，這當然毫不奇怪。我從一開始就看得很清楚，我必須寫回憶錄用我自己的敘述來加以糾正——畢竟我多次公開開過玩笑說要寫回憶錄，而且也不乏這方面的興趣。再說，工作成績是不會「為自己說話」的，雖然政治家們可能非常希望它們能做到這一點。但我並不把寫口憶錄看成是自我辯解的手段——那主要是我、我的良知和上帝之間的問題。倒不如說——而且愈來愈覺得——我要通過回憶錄來鼓勵那些與我思想和感覺相同的人，下一代甚至更久遠以後的政治領導人牢牢掌握自己的命運。

　　從某種意義上說，我是個被政治流放到孤島上的人。但隨著時光的流逝，我驚喜地發現，我這個小小的孤島在知識和社交方面不再是個荒蕪人煙的地方。我周圍不僅有關心我的朋友，還有一些與我志趣相投的學者、記者和年輕一代政治家，事實上他們是一些思想和信念足以影響未來的人。我漸漸認識到，離開唐寧街，也就——儘管是多麼不愉快和不情願——擺脫了高級職務帶來的某種自找的流放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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