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102)

一〇二

　　通過同我的選區的人們的談話，我得知不僅白人對此憂心忡仲，已經遷來的移民，他們想成為居民區的真正成員，他們深知繼續不斷的移民可能引起反動，他們可能成為受害者。這些普通人的感情得不到表達，這就為極端主義敞開了大門。而且，極端主義分子取得的任何成就都會被各種牌號的左翼分子利用。不管社會主義分子的經濟管理多麼不善，多麼削減國防開支，在維護法律和秩序方面多麼不力，至少當他們譴責他們的對手是頑固派時，他們仍能確保一部分同情他們的聽眾。左翼從來都會迅速利用他們自己製造的麻煩。

　　1978年2月之前，起草移民政策的工作已經在威利。懷特洛的指導下進行了一段時間。但進展不大，肯定沒有取得我們黨的年會上的大嗓門的支持者希望的進展。這部分原因是由於威利本人在內政問題上是一位具有天生的自由主義思想的人。問題的困難在於弄清目前和將來削減移民的規模。

　　羅伊·詹金斯已經修改了移民條例，允許未婚夫移民英國與英國公民結婚，這一條規定在很多情況下被濫用了。赦免條款實際上鼓勵非法移民，其規模很難猜測。1973年1月後，由於取消了時間限制，有些人入境英國「短暫」停留，後來被接受在英國定居，而且他們的家屬也被接受。這在當時成了一種通常做法。做工的限制也沒有嚴格執行。特別是，沒有確定無疑的移民數字，也沒有潛在的移民數字及其有權移民英國的家屬數字。因此，在這些方面雖存在著採取行動的領域，但是有限。因為我們有些義務是無法體面地、人道地推卸的，特別是東非持有英國護照的人以及（按照1971年保守黨政府制定的移民法）那些在1971年1月1日已在英國正常居住的移民的家屬。

　　補好破綻，加強管理，對初級移民和二級移民採取新的管理措施，所有這些都可能減少移民入境人數。但是，我知道，處理好種族關係的最重要一環是減少對將來的未知性。危險在於對未知的恐懼，而不在於當前的已知情況。威利·懷特洛贊成這一基本分析，因此他在1976年黨的年會上表示我們「正如戰後年代看到的那樣，將執行一項明確的旨在結束移民工作的政策」。

　　儘管在移民問題上我沒有準備發言，當在「世界在行動」採訪中間到這一問題時，我並不吃驚。我對這個問題已經進行了大量思考，在其他採訪中我已經強烈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由於以上原因，回答這類問題我並不感到拘束。我說：

　　人們確實非常擔心這個國家可能彼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淹沒……因此如果想要良好的種族關係就得減輕人們對移民數目的恐懼……我們的確曾經設想結束移民的前景，當然，屬安置性的情況除外。因此，我們需要弄清有多少人有權移民……在座的每一個人都按照法律受到同樣的對待，我想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人擔心自己的處境，或者擔心自己會受到別人的敵視，除非我們削減移民入境人數。

　　對於這些極為溫和的語言所作出的反應令我吃驚。這迅速表明政治家離開人民的真正憂慮該有多遠。自由党領導人戴維·斯蒂爾譴責我「可怕的不負責任態度」，後來為了充分表達，他又補充說我的講話「的確邪惡」。丹尼斯·希利說我「冷酷無情，機關算盡，意在把種族偏見的水攪混……在安靜的社區散佈恐懼與仇恨」。內政大臣莫林·裡斯指責我「製造尊貴的種族仇視」。大主教們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15年以後，我的這些思想在立法中得到體現並被普遍接受。上述反映看起來簡直是歇斯底里。

　　即使那時，我的講話在全國的反應也大不相同。無疑批評者的誇大言詞使這種反應更加尖銳，他們認為他們最終已把我打倒在地。在我接受採訪前，民意測驗表明我們與工黨並駕齊驅。而此後我們領先工黨11個百分點。在這次採訪中，通過即席回答，在無意中收到的效果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不管威利在內心有何感覺，不管其他同事感覺如何，在我們極為困難的時刻這一效果為我們提供了很大的值得歡迎的激勵。影子內閣內部對有關政策建議的討論也尖銳起來。幾周以後，我們取得了全面的一致認識，除了堅持遣返移民的頑固分子外，大家都感到滿意，這一認識將伴隨我們進入大選。

　　這件事的整個過程表明，在關鍵問題上我必須相信自己的判斷，而不一定事先期望說服我的同事們；我可以期望國內會有人追隨我，也許是多數人。

　　第五節沒有選舉的1978年

　　1978年不僅有移民問題，它還是對反對黨來說在政治上充滿各種困難的一年。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壓力下，由於採取了一些財政措施，經濟狀況有所好轉。1978年1月通貨膨脹率首次自1974年以來降到10％以下，而且還在繼續下降。失業率也從1977年8月的頂峰逐步回落，儘管在1978年夏天有急劇的增長，那年12月失業人數為130萬，比前一年少12萬。在自由黨的支持下，我們成功地迫使有關方面把所得稅基本稅率降低了一便士：但這本身也許可以減少蒙在經濟上的陰影，而這一陰影在很大程度上使工黨不得人心，對我們有利。

　　我們猜想，吉姆·卡拉漢希望沿著逐步改善的道路走下去，直到秋天大選，以「安全第一」為競選綱領。在他的道路上的一大障礙是自由黨認識到，自由黨—工黨聯盟在政治上對自由黨是災難。但要結束與工黨的聯盟，在大選時就得至少面臨由於支持工黨執政而可能產生的後果，他們不願面對這種後果，因此與工黨分手的想法也就減弱了。至於民意測驗，夏季時工黨幾乎與我們平手）儘管8—9月間我們超出了工黨，9—10月間（在困難重重的保守黨年會後）他們又領先我們5個百分點，自由黨得分不足兩位數。

　　在這種情況下，我責成人們起草競選宣言，在影子內閣發言人擬定的初稿基礎上由克裡斯·帕頓和研究部撰稿。7月我閱讀了該稿，印象不深。為了吸引各利益集團，該稿羅列了代價高昂的許諾，反而使本應醒目而簡明的主題模糊不清。我說下一稿必須強調幾個中心題目，如減稅、加強國家的內部和外部保衛。首先滿足這些承諾，如有餘力才去完成其他需要花錢的承諾。實際上，有人提醒我說，在我們在野的3年期間，我們在分析情況和制定政策方面取得的實際進展是多麼少。我不同意這種看法。如果我們繼續如此考慮問題，我們怎麼使國家變樣呢？

　　令人鼓舞的是黨的宣傳工作發生了變化。戈登·裡斯回來擔任黨的中央宣傳部長。通過戈登使蒂姆·貝爾和薩契—薩契廣告公司承擔起黨的宣傳責任；這在我們的政治運作中是一個重要的起點。不言而喻，我知道為了傳達我們的信息我們需要得到有關方面的最好人才。由宣傳部門設計宣傳內容，這不存在問題。但政治家需要拒絕引誘，不要在自己沒有經驗的領域裡認為自己是專家。我經常拒絕就宣傳品味或感覺效果提出建議，我把這些創造性的工作留給專門人員去做。從一開始我就發現薩契公司的執事蒂姆·貝爾很好合作，他主管有關帳目。如同戈登一樣，他既有政治感，又有幽默感。我與蒂姆首次見面時，我提出了我們合作的基礎，我說：「政治家通常有很多腳趾，你必須誠惶誠恐，小心翼翼，不要踩這些腳趾。然而，我沒有腳趾，你要告訴我真話。」當然。在實踐中我並不是那麼自我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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