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101)

一〇一

　　我必須準備一個有說服力的口答，而且，這個問題在影子內閣內不管進行多少討論都沒有希望達成一致認識。因此我在節目中辯論道，儘管這種對抗可能不會發生，但如果一旦出現這種緊急狀況，可能需要舉行全民公決。這個建議得到新聞界很好的反應，得到黨內兩翼的公開支持。這一點甚為重要，當時在謠傳著黨的分裂和衝突（吉姆預料在保守黨年會上關於「封閉式工廠」問題可能會頗費周折，也許這一預料是有益的）。我成立了以尼克·愛德華為首的黨的委員會就公決及其作用問題提出報告。當然，儘管進行公決的建議為我們贏得了非常重要的時機，但其本身並不是對工會權力問題的回答。假設我們在公決中獲勝，這表明普通公眾支持政府對好鬥分子採取措施，仍有必要制定措施削弱工會權力。但迄今我們還沒有認真考慮採取什麼措施。

　　第三節離開收入政策

　　關於工會權力的爭論與收入政策的爭論是互相聯繫的。此時政府的收入政策顯得日益脆弱。在實行「節制」政策的第二年底，儘管工會理事會要求其會員在未來12個月中提高工資的要求不要超過一次，而且財政大臣懇請增資不要超過10％（像以前一樣，伴隨著對超額增資雇主的制裁威脅），仍然未能就正式的收入政策取得一致認識。當然，工黨政府與工會為在收入政策上達成一致所面臨的困難，比起我們的困難來是微不足道的。不幸的是，我們已經承諾在1977年黨的年會之前發表一份包括收入政策的經濟政策文件。戴維·豪威爾是主要起草人，他是一位能幹的信仰貨幣主義的新聞工作者，而且是一位前座議員發言人。而傑弗裡。豪在他的經濟建設小組中無怨無悔地在相互衝突的觀點中尋求著某種一致意見，現在他完全相信，通過某種經濟論壇採取德國人式的「一致行動」堪稱上策。

　　我已經看到困難正在來臨，對此我表示了自己的不安。傑弗裡試圖說服我相信論壇制度的長處，他寄給我一篇文章說明德國人是怎麼做的。我給他寫信說：「這篇文章把我嚇得魂不附體。我們確實必須避免這類可怕的行話。我們應該認識到，德國人的清談館所以行之有效，是因為他們是德國人。」

　　起草文件的工作繼續進行著，但是是在前座議員經濟發言人中，而不是在影子內閣中。與格倫威克事件和「封閉式工廠」問題相比，基思準備作出的讓步比我要大。他和我一樣對「論壇」感到不安。最終，文件由基思、傑弗裡、吉姆、普賴爾、戴維、豪威爾和安格斯、莫德簽署發表，沒有由影子內閣正式通過。

　　我並不怎麼喜歡《關於經濟的正確思路》這份文件。與1976年發表的《正確思路》不同，這份文件對外界的影響甚小，對將來我們執政時將要執行的政策也影響甚微。我小心翼翼，確保「一致行動」—除了國家經濟發展委員會的有限框架外—永遠不讓它見到天日。

　　我們就是這樣在1977年黨的年會在布萊克普爾舉行之前在一定程度上修補了政策裂縫。年會本身給我上了重要的一課，但党的管理人員覺得很難接受。表面看來布萊克普爾年會是成功的，同事們在有爭議的問題上一般堅持協商一致的路線，避免了令人難堪的分裂。我自己的講話也是本著這種精神。它包括了許多好的思路，但不管怎麼修飾，這份文件的內容基本上都只是對工黨的喧鬧進行歡快的攻擊，缺少積極進取的實質內容。儘管直接反映是好的，但不久真相大白，關於我們政策的重大問題沒有得到答覆；我對這份文件並不滿意。我的本能證明是正確的。進入年會季節之時，在民意測驗中我們領先工黨幾分，而當年會結束時工黨已與我們並駕齊驅。一次「好的」年會決不應為了避免爭吵而不討論問題。

　　畢竟，到1978年1月，人們注視的焦點轉移到了党的管理人員認為最好能夠回避的那些困難的、重要的問題上來。傑弗裡·豪在斯文頓的講話中尖銳地、全面地攻擊了英國工會的作用，受到工會領導人的一陣大罵，一些同事也不加掩飾地對他的講話表示慍怒。我同意傑弗裡的觀點，而且公開為他辯護。但我基本上堅持普賴爾的思路，因此我勸他不要再發表這類演說，我在草稿上這樣寫道：「傑弗裡：這不是你的課題，為什麼繼續就這一課題發表演說呢？新聞媒體會為此把你釘在十字架上。」

　　十分奇怪，幾天以後我自己成了同樣尖銳批評的靶子，我決心利用在格拉斯哥舉行的蘇格蘭實業家會議發表演說，擺脫收入政策對我們的局限和困惑。我說：

　　政府不再干預私營部門的價格和利潤，這是我們和你們都想看到的，與此相對應，政府也不應干預工資談判，這是不可避免的。個人責任再沒有其他選擇。

　　這篇發言受到攻擊，其中包括《經濟學家》以一個小心翼翼的標題發表的文章：「撒切爾夫人把保守黨帶入危險水域。」

　　在那個年代，一種蟄伏的社會主義已經成為英國的傳統智慧。但是，舊秩序開始被打破，對於任何負有向前看責任的人來說，愈來愈難以避免向傳統勢力挑戰。工黨政府時期，危機接踵而來，經濟危機，財政危機，產業危機，這一切要求我們脫離以《經濟學家》的經濟學家為代表的常理，也要求我們脫離以吉姆·普賴爾為代表的大家已經同意了的路線。二者經常表現得毫無二致。

　　第四節移民

　　不久我將從根本上冒犯党的政治智慧。自從伊諾克·鮑威爾1968年在伯明翰發表有關移民的講話後，中間偏右的政治家都回避就移民問題和種族問題發表演講，認為這樣做是文明的高尚心懷的標誌。而且，如果無法避免，那就借用政治光譜中的左翼詞匯講話，以饗「多文化」、「多種族」現代英國社會的聽眾。這種態度對移民帶來的實際問題有時視而不見，而且把那些受到直接影響的人的顧慮說成是「種族主義」。我從不準備贊同這種態度。這種態度既不誠實，也很世故。

　　我把英國復興的希望寄託在我認定的一種資本主義上，沒有什麼比它更不認識膚色了，我的信條之一是，個人只有作為個人時才值得尊敬，而不是作為階級的成員或者種族的成員。我所贊成的政治經濟制度旨在為了社會的利益解放個人的才能。我不贊成煽動種族主義的人，如全國陣線，他們企圖利用種族問題。我發現，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這些團體既是社會主義者又是民族主義分子，這一點具有深刻的涵義。所有集體主義都導致壓迫：只不過受害者不同而已。

　　同時，多年來新英聯邦的大批移民已經使英國大片大片的地區變了模樣，這使當地居民難以接受。富有的政治家在公開場合發表種族容忍的講話後，回到座落在富人區安靜街道的舒服家庭裡，那裡的房價確保種族隔離而又不背惡名。這是一回事；而窮人眼看著他們的鄰居更換了，他們卻無力搬家，他們的房子的價值不斷貶值，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對陷入這類處境的人們，應給予安慰而不是褒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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