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103)

一〇三

　　薩契公司對黨的精疲力竭的廣播模式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不可避免有人指責它行為不莊，過於簡單化。但對黨的政治廣播的判斷不應以党的忠誠分子的評論為依據，而是要看普通的政治感不強的觀眾是否選擇這個節目，還是撥到其他頻道，要看是否贏得了觀眾的同情。就此而言，我們的宣傳方法的變革取得了很大的改進。

　　1978年夏天我們發起了張貼「工黨不行了」宣傳畫的運動，這個運動意義重大，比為1979年大選做的工作還要重要。蒂姆、戈登和羅尼·米勒於1978年6月的一個星期六到斯克特尼來就這個主題開展運動征得我的同意。這又是一次新的嘗試。失業人數儘管已經接近150萬，但這通常是「工黨的題目」。我們的宣傳畫圖文並茂，用文字和一幅排長隊等待救濟的圖畫來描繪失業。這就是說，我們選擇的題目是我們通常不會作為運動主題的題目，如同福利國家這個題自一樣，人們一般認為工黨具有優勢一這幅宣傳畫還打破了一種觀念，即在黨的宣傳中不應直接提及你的對手。然而，薩契公司明白並說服我，在黨的這類宣傳中可以不去考慮這些。其設計意圖是破壞我們的政治對手的信心，因此，宣傳畫應該限於傳達一個簡單的否定信息。

　　在一般情況下，政府在夏季議會休會期間運作較好，因為這時政治降溫。我們策劃的運動將使政治保持高溫，而且沒有疑問將引起強烈的反映。因此經過大量討論我同意開展這一運動。

　　正如所料，這一運動引起了反響。丹尼斯·希利大肆抨擊。但工黨越譴責，我們的宣傳效果就越大。報界只是為了說明爭論的問題，就得印出我們的宣傳畫，從而擴大了我們的宣傳效果。這種做法非常成功，我們就其他主題開展了多次系列宣傳活動，每次都有工黨「不行了」的字樣。1978年秋季以後，我們的政治形象比預料的要好，在9—10月間我們的地位繼續加強，宣傳取得的效果是原因之一。這對影響首相作出是否舉行大選的決定具有一定意義。

　　只有吉姆·卡拉漢能夠準確他說為什麼那年秋天他沒有下令舉行大選。當然，我當時預料他會下令舉行大選，特別是他在職工大會的年會上發表演說後，會議結束時他很不得體地唱起了「那就是我，在教堂等待著……」，以嘲弄的口吻拒絕告訴人們他將做什麼。兩天以後，那是9月7日星期四，我正在伯明翰訪問，從唐寧街打來的電話告訴我，在當天晚上首相廣播講話（我們知道這一日程安排）中，吉姆·卡拉漢將宣佈不舉行大選。

　　我尊重提前給我的這個秘密提示。實際上我們甚至都沒有告訴我們總部的競選班子。當時我的感情是不平衡的，我知道近期沒有大選，又要接受支持者令人激動的良好祝願，他們不知道不舉行大選了。我在訪問一個技術培訓中心時，對面工廠的工人出來向我招手致意並呼喊：「馬吉，祝你好運」。我儘量自我克制，不動聲色地完成我的日程，同時考慮作出正確的反應。

　　首相宣告的信息使人們大煞風景，我也有同感。但我知道其他人的感受會更加沮喪，他們日以繼夜地工作，一切跡象表明這將是一場旗鼓相當的競爭，他們把黨置於戰備狀態。當夜晚些時候，我打電話給蒂姆·貝爾，瞭解他和戈登·裡斯的感受。事實上。這兩個人去倫敦西部的一個飯館裡喝了香檳並恢復了精神。我顯然是把吉姆剛從夢鄉中喚醒。我問在什麼地方能夠找到戈登，他突然說「上帝，我家被盜了」。是的，他是被盜了。他勉強走到床邊上床，沒有注意家裡被盜了。

　　第二天晚上，我利用在廣播節目中給反對黨領袖安排的時間來答覆首相的廣播講話。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鑒於首相講話後發生的情況，首相企圖為自己辯護說，他沒有尋求新的授權是因為大選在即將來臨的冬季對改善形勢毫無作用。我答覆道：

　　「可是，我們有些人看得比今年冬天要遠。我們不相信英國需要用最低檔磨磨蹭蹭地運行。越是拖延就越糟糕，越糟糕就需要用更長的時間來扳正。但我相信，一旦我們有一個有信心的政府，形勢就會得到好轉。人民有信心，信心來自人民；政府需要在國內有權威，政府需要在國外有權威。」

　　我們能在1978年的大選中獲勝嗎？我相信我們能夠以微弱多數進入政府。但是，只要犯一兩個錯誤，我們就會在競選中失敗。而且，如果我們獲勝，下一步會發生什麼事情呢？工黨政府的工資政策已經解體，職工大會已經投票反對續訂社會契約——而且下一個月的工黨年會將會投票拒絕一切工資增長限制，因此，這片遮羞布也就隨之扯掉。福特汽車工人罷工已經表明，政府的5％的「增資標準」已經不能解決問題。幾年來物價和工資的扭曲以及人們情緒上的挫傷正在不滿和動盪的氣氛中展現出來，如同當年希思政府的情況一樣。

　　如果在1978—1979年冬天面臨這種形勢的是我們，我們會被打垮，正如最終工黨政府被打垮一樣。首先，我要堅持所有關於「標準」和「限制」的談判必須立即撤銷。這一舉措將非常不得人心，也許對大多數影子內閣成員來說是不能接受的，稍後我將解釋其原因。其次，即使我們在公營部門採取現金限制辦法，在私營部門使用市場約束，而不是某種工資政策，發生破壞性罷工的危險也很高。我們不會像次年那樣得到限制工會權力的授權，很可能在公眾心目中只會加強1974年實行的3天工作周留給人們的印象，即保守黨政府意味著挑釁，在對抗中敗在工會手下。

　　1978—1979年冬天出現的場面是可怕的，沒有這些場面，沒有對社會主義本質的暴露，取得80年代的成就要困難得多。

　　畢竟，我們能夠等待。儘管我不能聲稱我預見到了將要發生的情況，我相信工黨的基本態度無法堅持下去。為了在限制工資問題上換取工會領導人的同意，工黨政府執行了擴大國家控制的經濟政策，減小私人企業的活動範圍，擴大工會權力。這一戰略執行到一定程度就要垮臺。工會領導人和工党左翼將會看到，他們的權力已經得到加強，他們對限制工資增長已不感興趣。工會會員也不會響應號召，為已經明顯失敗的政策做出犧牲。社會主義政策對經濟的全盤影響將會是，英國的生產率和生活水平將愈來愈落後于它的競爭對手。超過一定程度後，這一點就再也不能蒙蔽群眾，再也不能蒙蔽外匯市場和外國投資者。但如果假設某種自由政治經濟制度的基本機制還在運行，那麼社會主義就要垮臺。而這正是那年冬天發生的情況。

　　第六節分裂與造反

　　在布賴頓舉行的保守黨年會總是困難重重。參加年會的大多數人預料由於大選臨近，不會舉行年會，而且感到受騙，失去了一次勝利。民意測驗結果表明我們落後於工黨。而且，關於工黨工資政策的迅速解體的爭論，使人們把更多的注意力轉移到我們的思路上來，而我們的思路也受到解體的威脅：

　　舉行年會前兩周，吉姆·普賴爾在一次廣播採訪中說了不明智的話，使人聽起來好像保守黨支持政府增資5％的政策，而且他不僅表明支持一項法定收入政策；還透露他認為二個保守黨政府也將不得不制定一項這樣的政策。他說：「我認為在一定情況下這很可能發生。」在我自己的採訪講話中，我試圖把強調點拉回來，把工資、利潤、產量聯繫起來，與工資標準脫鉤。儘管我清楚地表明，我不支持福特汽車廠的工人罷工，同時我也指責政府的5％增資標準與此有關。我說法定工資標準實際上是行不通的。人們把我的話廣泛地解釋為我在要求回到自由集體談判的道路上來，我並不想否定這一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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