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98)

九八

　　第二年（1977年）4月當我訪問中國時我從一個很不相同的來源獲得了同一種類的令人鼓舞的肯定。中國人對我的瞭解比我對他們的瞭解多得多。他們欣賞我在赫爾辛基和肯星頓的講話，並且把我看作一名有價值的反對他們稱之為蘇聯「霸權主義」的新成員。我的女兒卡羅爾也來了：她已決定要在澳大利亞開始她的職業生涯，而我也已說服她取道中國外出旅行。有她和我在一起是很有趣的，而且她是大多的官方莊重禮儀的一副很好的解毒藥。在隨行人員中還有另外兩個人——我的議會私人秘書之一約翰。斯但利和道格拉斯·赫德，後者曾經是我國駐北京大使館的工作人員，他擁有關於中國的淵博知識和軼聞。道格拉斯命名我們為：「四人幫」。

　　驅車進入北京之前我在北京飛機場受到中國外交部長黃華的迎接。當時正值旱季，天氣熱，到處都是塵上飛揚，靜電干擾很重，因此人們告誡我不要帶絲綢服裝。那天晚上在人民大會堂一個側廳中舉行了宴會，我是貴賓。一個中國管弦樂隊演奏了一系列西方古老的受人們喜愛的樂曲，包括照例必有的《綠袖子》。我已經多多少少掌握了使用筷子的先進方法，但是我們仍然發現有幾樣中國精美的食物對我沒有吸引力。我讓海參和魚肚從我旁邊傳過去了。中國人喝茅臺酒——一種用穀物釀制的烈性酒——並有用它不停地敬酒的習慣。我很高興看到在場的英國新聞記者們很欣賞這種做法。但這一習慣造成了不少危險的社會問題。然而，幸運的是，我推測對婦女來說只不過啄飲而已，而不是一口喝下這種致命的烈酒。

　　3天后我乘飛機飛往南方的蘇州市，這是一個有許多公園與花園的美麗的歷史名城，以其古老的蔬菜雕刻藝術為特色的烹任聞名。離開北京的暑熱和喧鬧是很好的事情。成千上萬的人在綠樹成蔭的路上歡迎我。我看到婦女在刺繡毛澤東的絲綢畫像，餵養鴨子並在取名恰當的「拙政園」中漫遊。但是和平的和沉思的氣氛是假的。那天晚上當我們離開蘇州市革命委員會所設的宴會時有幾張陳列的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們離開我們的嚮導片刻去看這些照片。照片顯示的是對一名以前的地方官員的譴責。有一群人正在盤問他——發出噓聲並向這個感到驚恐的男子吐唾沫。嚮導們迅速地催促我們離開了那裡。

　　從蘇州我飛去杭州，這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發生暴亂和前一年發生全面戰鬥的地點。也許我被邀請到那裡去是為了向外部世界表明和平已被徹底地恢復。在那裡的西湖上划船肯定是很平靜的，毛澤東在那裡有一間鄉村別墅。

　　我從杭州坐火車去上海。我的第一個約定活動是參觀一所大學。我知道有幾名英國學生根據交流計劃正在這所大學學習。我詢問他們的情況，其中一個學生按時出現了。我們所到之處地面都是濕的，家俱也擦得鋥亮。大學圖書館陳列著幾本《經濟學家》，甚至還有英國議會的《漢薩議事錄》。一切都顯得太好，以致於顯得不真實，然而情況就是這樣。

　　在外表上，上海是我參觀過的最西方化的城市：我們一行人被帶去坐船游江而我們全都被昔日公共租界的西方風格的建築物完全迷住了，看起來這些建築物很像是1941年日本侵略結束殖民地租界以前建造的。但是城市中的氣氛是令人心煩和格格不入的。樹叢中有擴音器在大聲宣讀政治文告。上海曾經是「四人幫」中3名成員的老窩，但是新政權已經能夠以驚人的安詳在那裡確立它的權威。我曾與新市長共進過午餐，他正忙於肅清政治反對派。

　　經過了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過火行為——這包括火燒英國大使館圖書館，那裡收藏著無法補償的中國書籍和手稿——有些最珍貴的寶物被暗中保存下來。我對中國繪畫的興趣使我要求參觀市博物館和美術館。展示給我的軸畫和懸掛物太容易損壞，不能放在陽光下觀看，我是在一間陰暗的屋子裡看到它們的。還有古代瓷器和金屬製品，前者對我有種特殊的吸引力。在經過文革動亂之後，一些屬中國精華的東西僥倖地保存下來了。

　　第五節事後的思考

　　當我閱讀這幾頁時，我有點不安地注意到，我似乎同若干其人權記錄經不起仔細檢查的統治者建立了友好的關係。確實，如果我是這些國家中某國的反對派領袖的話，我可能早已保不住我的性命，更不用說我的自由權了。那麼，我是如何設法同他們建立通情達理的良好關係的呢？

　　有許多解釋浮現在我的腦海。首先也是最明顯的是，幾年之內我有望在本國行使政治權力，我是作為這樣一位政治家來訪的。因此他們忙著與我打交道，甚至對此感到很愉快。我對此並不存在幻想。同樣地，我認為我有責任去建立某種關係以便屆時並在那以後保護和推進英國的利益。既然他們是他們國家的統治者，他們就是我不得不與之打交道的人。同時，我也認為能夠而且應該保持某些區別：對那些手上沾有鮮血的統治者應予正確的對待，但僅此而已；而對民主政治家們則應給予另外的表明敬意的標誌，從授予榮譽的爵士身份到唐寧街的官方宴會。這些都是英國饋贈的。即使這樣，我也不會天真到以為這會大大改變獨裁主義政權的所作所為。

　　我的第二點考慮是，我能夠在有些場合使得一些政治犯獲得釋放或移居國外，把這作為我出訪的一種交換條件。被釋放的人從來沒有像我希望的那樣多；但是即使少數人獲釋也比沒有人獲釋要好。而且每一個人獲釋意味著另外10個人有希望。確實，這告訴剩下來的那些人，我們並沒有忘記他們。

　　第三，我們必須記住，罪惡像美德一樣是以各種形式出現的。這是一種關於人類天性的奇怪反映，即一個統治者可能在上午下令殺害一名政敵，可是在下午卻又執行他在一項條約中所作的承諾。有些人我與之打交道時保持著警惕，但他們遵守了他們向英國所作的諾言，而且在某種情況下，在物質上幫助過另一個國家反抗侵略與佔領。

　　最後，國際關係總是在最佳者中擇其善，而不是理想的抉擇。即使我有能力用一個統治者來取代另一個統治者——從來沒有這種情況——我也很少能夠以一個較好的統治者來取代一個壞的統治者，而且往往會是以一個更壞的來取代他。例如，那些為伊朗國王垮臺而感到歡欣鼓舞的人，今天必須使自己順從這樣一個令人悲痛的現實，即毛拉政權對它本國的公民壓制得更加厲害，並且在國外助長恐怖主義和顛覆活動。在這個國家裡伊朗國王是穩定的支柱，如果說後來只不過是一根搖搖晃晃的柱子而已。

　　各個國家傾向於按照它們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別國人民的利益行事。這越發使民主國家的人民有理由不僅對壓制人權的外國政府施加壓力，而且也對他們本國的政府施加壓力，要求把改善人權狀況作為西方外交的一項目標。我可能有時怨恨過對於我在掌權時的行為的這種第二種批評；然而，不久以後，如果有人提醒我，我通常感到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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