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99)

九九

　　第十一章　準備掌權率黨獲勝

　　1977年3月—1979年3月：任反對黨領袖

　　第一節愉快的插曲

　　自由黨—工黨聯盟無所作為，根本沒有取得它們的代言人後來聲稱的成就。它沒有能夠阻止社會主義的推進，更不要說挫敗它。實際上它只是使工黨政府當政，並且使它得以完成航空和造船業的國有化。經濟是恢復了，雖然脆弱，卻是實實在在，但這不是工黨的功勞。經濟的恢復加強了工黨在1977—1978年問的政治地位。經濟的恢復是由於在此之前幾個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行採取的措施。這未能幫助卡拉漢縮小左翼的影響並打敗它。實際上，左翼強大起來，在幾年之內主導了工黨。

　　實際的好處另有得主，而且完全在預料之外。首先，自由黨表現出與工党在思路上的相近之處，這給潛在的保守黨人一個有益的警告，他們由於種種原因，對自由黨表示鍾情，把它看作是比工党文明些的選擇並投它的贊成票。因此，聯盟更加鞏固了人們對我們的支持。其次，現在我可以看清楚，1997年3月我們還不能組成一個政府足以使英國擺脫使其長期衰落的政策。不管是內閣，還是黨的議會黨團或者選區，都不可能願意服用這劑必要的但又是苦口的藥。因為他們還沒有看到這種病已經蔓延得多麼廣泛。

　　只有1978—1979年冬天的罷工才能改變人們的看法。最後，政府得以倖存，對我來說的確是一樁隱而不見的幸事。此後的兩年令人精疲力竭，我作為反對黨領袖在這兩年中得益匪淺。我學會了如何達到我的目的，儘管我在影子內閣中總是感到處於少數。儘管有時順利，有時不順利，我都更加能言善辯，對公眾發表演說和竟選的能力也有提高。這對以後擔任首相職務大有稗益。也許特別重要的是，我向自己也向別人表明，我在把握普通人的感覺方面，有一種難以言狀的「本能」。這種品質，我想，不管是否是天生帶來的，在逆境中變得更加敏銳，更加明光閃閃。

　　1977年3月23日星期三，在不信任投票辯論中我的講話效果不好，使我感到失望。但一連串的好消息使我的失望情緒一掃而光。當問到民意測驗結果時，政治家們總是貌似賢明他說，他們不去注意民意測驗。但是，當民意測驗結果對一個政治家非常有利時，他的政治生活就輕鬆多了。局勢很炔明朗，公眾不喜歡工党和自由黨拼湊的聯盟。民意測驗表明，保守黨領先工黨15到20個百分點，自由黨的得分急劇下降。不信任投票辯論一周後，我發表演說攻擊丹尼斯·希利的預算。這次講話使議會黨團相信：我講話時只有迅速寫出的提綱，在數字的煙霧中，我能抓出其背後隱藏的矛盾。第二天我們以17．4％的多數贏得了伯明翰斯台茨福德選區，這是羅伊·詹金斯的老席位。我在福拉德街從電視節目中看到報道後磨拳擦掌地發表聲明說：「我們現在是人民的黨了。」

　　4月訪問遠東回國後，我投入了兩次補選，一次在諾了漢礦區的阿什費爾德，一次在哈姆伯塞德漁港區的格利姆斯貝選區。在通常情況下工黨在這兩個選區穩操勝券。人們告訴我，很可能我們不能贏得阿什費爾德選區，但格利姆斯貝則是探囊取物。在阿什費爾德我同人們談論炸魚和炸上豆片，在格利姆斯貝我同人們談論黑斑熏魚片和煮雞蛋，我得到的印象迥然不同。儘管我們有兩位很好的候選人，但在格利姆斯貝我們在漁業工作的人命運不佳，他要繼承的席位是已故的托尼·克羅斯蘭。

　　很清楚，甚至保守黨選民都很希望由一位大名鼎鼎的社會主義者來代表他們，這次他們希望選一個類似的人物。事實上我是正確的，我們在阿什費爾德獲勝，戰勝了執政黨原來持有的將近23000票的多數。在格利姆斯貝我們險些獲勝，那裡的選民選中了一位最切近大社會主義者的人—電視名人奧斯了·米切爾。一周以後我們在首都和郡議會選舉中收穫甚大，奪回了大倫敦地區，這是一個重要收穫，使我們得到一次機會在地方一級展示我們的某些政策，如我們準備在全國推行的出售公房的政策。這個機會對任何一個在野黨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

　　這段時間對我個人和黨都是大好時機。我感到此時我可以改變我繼承下來的某些政策，對一些政策我可以更清楚地擺出我自己的觀點。我利用5月蘇格蘭党大會的機會，甩掉了關於下放權力的承諾，大會在相當平靜的氣氛中通過了有關決定。

　　7月，我利用發表紀念伊恩·麥克勞德演講的機會，試圖說明我個人的哲學與保守黨的傳統如出一轍，實際上與全世界保守主義的宗教式信條的本質特徵多麼一致。準備這樣的講稿我總是倍加努力，因為我認為應該表明保守黨人在與他們的對手較量時，在道德問題上與在實際問題上一樣，都不應感到理虧氣短。這一點是至關重要的。

　　同月後期，在議會夏季休會之前，我在經濟辯論中發表了很好的講話。這是淋漓盡致的一天，在我講話時，每一個懷有敵意的插話都遭到迎頭痛擊，對手好像為了挨打才口出狂言。我自己也震驚不已，我把一個個對手打倒在地，就像在射擊館打鴨子靶一樣。一位友好記者這樣寫道：「瑪格麗特·撒切爾巾幗一人，在最好時機橫掃政府議員和自由党議員。」新聞媒體至少在此時此刻對我的素質和前途充滿了吹捧評論。但工党議員在我下一次重要出場時的反應就是對我的更大吹捧了：全體沉默，意在使我受窘。

　　當自由黨—工党聯盟形成時，政治現實看來極為嚴峻。而現在我們面臨的問題實際上比評論家認識到的程度更為嚴峻。人們。對我們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政府的明顯失誤的廣泛反映。現在公共財政正在恢復秩序，這將降低通貨膨脹率和利率，從而加大了我們自己制定政策的壓力。我們在大選中需要獲得的不僅是一項合格醫生的授權。我們需要作出自己的明確的、有說服力的分析，提出整套政策。

　　就我個人而言，我很願意做這些事。但我深知，在一些關鍵性問題上，如工會的權力、收入政策、公共開支等，影子內閣內部仍然存在意見分歧。我們是少數派，根本拒絕1970—1974年的政策思路，而多數派在一定程度上則主張延續那時的政策。所有這些具有破壞性的分歧，儘管我們拼命設法縮小，把認識統一到「將來的路線」上來，仍使我們在這些歲月中付出了代價，因為分歧來自根本問題。最終來說，這不是一個修補政治技巧的問題，而是一個更加困難的、沒有止境的澄清思想和轉變觀念的問題。

　　第二節格倫威克事件

　　說風風到，說雨雨來。所謂的「格倫威克事件」爆發了，溢漫了政治舞臺。這是一個明顯的粗暴地濫用工會權力的例子。見怪不怪，此事在政治上對我們和工黨具有同樣的毀壞作用。工會對我們持有不加掩飾的敵意，而工黨是工會的朋友，有時是它的主顧。

　　格倫威克是一家中型廠商，經營照相製版和印刷，座落在倫敦西北部，由富有活力的印度裔英國人喬治·沃德經營，雇用了大批移民工人。1976年夏天這裡發生了勞資糾紛，結果一部分工人離開工作崗位罷工並遭到解雇。這件事逐步升級，發展成為廠方與專業、行政、秘書和電腦操作人員聯合會（簡稱專業人員聯合會）之間的較量。後者與被解雇工人簽訂雇傭契約並要求「承認」。這將使該工會獲得代表在該廠工作的工人進行談判的權利。它隨後要求重新雇用被解雇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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