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97)

九七

　　然而，在我去訪問的那個時候，巴基斯坦與其鄰國的關係較好，包括印度在內。實際上，這時印度總理英迪拉·甘地夫人及其政府幾乎全神關注國內問題，19－75年上半年曾經發生過大規模的反對她的運動，導致了6月間宣佈的國家緊急狀態，取締了一些政黨，中止了一些根本性的人權，實行嚴格的檢查制度，逮捕了數以千計的反對者，包括大約30名印度下院議員。在我抵達時有一種令入不安的平靜。在經歷了好幾個不景氣的年份後這時的經濟形勢很好，雖然人們對於這究竟是政府政策的結果還是豐收的結果一事有著不同的意見。當然，由於沒有新聞自由，不可能瞭解到這個國家的真實情況；甚至議會中的發言也要經過檢查。

　　但我並不覺得這對我的訪問有什麼妨礙。印度在同蘇聯的關係方面所具有的矛盾心理、它的戰略重要性，以及同向它提供大筆海外援助的英國的傳統聯繫，對我來說都表明印度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然而，我確實堅決要求不應對我的記者招待會進行新聞檢查，我應能夠會見反對派的代表。他們對此沒有提出反對意見，這兩個條件都得到了滿足。結果，我發現，這次跟隨我出訪的英國報界人員比往常更多，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有些英國報紙派來的記者在其他情況下就須按照緊急審查條例對他們進行檢查。他們不僅寫我的出訪，也廣泛地報道了印度的情況，包括絕育運動。

　　我在英迪拉·甘地樸素的家裡同她共進午餐，在那裡她使她的客人全部受到很好的照料並且在討論重大政治問題時要求把盤碟都收掉。她的兩個兒子桑賈伊和拉吉夫也在場，雖然前者談了許多關於他自己的事。實際上據說他對許多弊端負有責任，諸如引起人們強烈反對的絕育運動和強迫安排新居等。但是儘管有這一切情況，我發現我自己還是喜歡甘地夫人的。也許我自然地同情這位女政治家是因為她面臨著治理一個像印度這麼龐大國家的勞累和困難。但是，儘管她長篇大論地自我辯解，說明宣佈國家緊急狀況的必要性，我卻無法贊同她的政府所採用的方法。她的方向錯了，這將在1977年她的黨所遭受的毀滅性的競選失敗中表現出來。

　　從印度我飛往新加坡，目的是為了在去新西蘭和澳大利亞的途中作短暫的停留。李光耀總理是從我擔任教育大臣時起就進行交往的一位老朋友。他同我對教育有相似的見解。他非常相信優勝劣汰並且永遠無法理解為什麼甚至社會主義者也想要毀掉文法學校。新加坡的學校與教育也反映了他的教育見解。更為重要的是，他是他這一代人中最重要的亞洲政治家，由於是以新加坡這個小國為基礎，其成就就越發顯著。他固然有他自己的那種民主，但是由於堅決奉行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他已經為他所治理的這個小島創造了奇跡。

　　對我來說，新加坡的成功表明，只要有了有利於企業的正確的經濟框架，生活水準就能得到改變。米爾頓·弗裡德曼教授從像新加坡那樣的經濟中看到了西方應該仿效的一個樣板，這並非出人意料。當然，李光耀享有中華民族在貿易與商業方面的文化素質的優勢：有些民族比其他民族更容易享有企業家精神。我在同他討論問題時發現，使我們真正聯合起來的是我們共同關心蘇聯影響在這個地區的擴大，這是通過偽裝成貿易或漁業的海軍部署來進行的。後來我在擔任首相期間常常求助於李光耀的明智意見和他對世界政治的淵博知識。

　　離開新加坡我前往新西蘭。這是我第二次訪問該國，覺得十分自在。羅伯特·馬爾登最近在一次大選中獲勝。他是一個混合類型的政治家：精力旺盛，舉止得當，但令人驚奇的是他的經濟思想與政治哲學很混亂，因而相應地比8年後接替他的工黨政府更加主張進行政府干預。他有點兒像個與馬爾科姆·弗雷澤並肩站立的彪形大漢，後者是個高個兒牧場主，在總督約翰·克爾不無爭議地免去前工党總理高夫·惠特拉姆的職務之後，於1975年威為澳大利亞總理。一個右翼政府在澳大利亞執政，如同在新西蘭那樣，使我感到高興。但是我從來沒有同馬爾科姆·弗雷澤建立起任何真正的友誼。我們的觀點和態度迥然不同。

　　鮑勃·馬爾登和馬爾科姆·弗雷澤兩個人都不想進行創建有效的自由企業經濟所需要的改革。塑造他們兩人的政治文化基礎是幾乎跨越整個世紀的保護主義經濟和發達的福利國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不到10年這兩個國家的工黨就都開始徹底撤銷了這些國家主義的機制。但在我1976年抵達這裡時，也許是由於大眾輿論尚未發生充分變化，自由市場經濟在政治上還不可行。我想當我在堪培拉向澳大利亞自由黨（相當於英國的保守黨）聯邦理事會發表講話時情況可能就是這樣。

　　我在我的講話中包括了一些更富哲理的論斷，我在英國的這類講話中總是插入這類論斷。確實，我特別想這樣做，因為我一直在閱讀索爾仁尼琴的小說《第一個圓圈》，每天看到半夜一、二點鐘，這本書是我在飛機場買的，它使我對自由與民主之間的複雜關係進行思考。講話結束時的掌聲遠非震耳欲聾、並且從隨後的評論中使我明白澳大利亞具有保守思想的聽眾是不習慣於這種沒有負疚感的保守主義的。

　　我對布羅肯希爾的訪問向我提供了一個動向。這是一個由礦工工會控制並主要由他們擁有的內地城鎮。工會領導人見到我時很高興，也相當驚訝。他們自豪地告訴我，如不加入工會誰也不能在這城鎮中生活或工作。鎮上的一個酒吧間最近對這裡的規章表示異議，其直接結果就是遭到抵制並被迫關閉。我的嚮導們對這一公然違背自由的行為完全泰然自若，實際上還違反常情地感到高興。我不禁冥想我是否已經提前看到了英國的前途。

　　從這次訪問澳大利亞之行中獲得的我所珍視的一段回憶是我僅有的一次同羅伯特。孟席斯爵士的會見，他擔任總理許多年並且是英國的一位偉大朋友。他正生病，不再能夠走路，但是人們一眼就能看到這位澳大利亞重要政治家和丘吉爾帝國戰時內閣成員的個性威力，雖然一度使他成為著名的政治拳擊家的諷刺才智比過去少了一點。他表示他已閱讀過我最近的大部分講話，尤其是那些告誡人們警惕蘇聯新的侵略的講話時，我感到很滿意。我被提醒說，當大英帝國還是一個世界大國時，已趨於成熟的那一代政治家保持著全球觀點。這是他們的眼界比較狹小的後繼者們所缺少的。這不是我最後一次聽到這種提醒。當我發現自己受到這位卓越人物的讚美時，這使我更加深信我是正確的，主張緩和的權勢集團是錯誤的。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