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96)

九六

　　然而，當我於4月28日星期五晚上抵達德黑蘭受到我國駐該國大使托尼·帕森斯的迎接時，所有上述情況都是將來發生的事情。我發現伊朗在表面上是個忙忙碌碌的、繁榮的、西方式的國家。擁擠的街道上行駛著許許多多新汽車。商店向符合現代潮流的衣著華麗的婦女出售奢侈物品。此外，這個消費社會不只是靠石油支持，而且靠新的工業投資來支持，在我參觀的極為現代化的伊朗國家汽車製造廠所瞭解的情況就是這樣。

　　托尼向我簡要介紹了形勢。他不僅同伊朗國王的個人關係很好，而且他對該國各地發生的情況也了如指掌。這個時候人們公認，對伊朗國玉強烈親西方的政權的主要威脅來自共產黨支持的反對派伊朗共產黨（圖德）。從伊朗國王公開發表的聲明來判斷，甚至他本人似乎也相信這一點。但是托尼·帕森斯已經看出毛拉們和他們的支持者也是一種威脅。這結果證明是大正確了。然而，托尼是非常坦率的，他後來描述此事時承認他曾以為軍隊將能掌握局面。結果證明是大錯特鍺了。但是我們誰也沒有預見到伊朗國王的地位會瓦解得這麼快。

　　星期六早晨我在王宮受到司法部長阿米爾·阿巴斯·胡韋達的接見。胡韋達是位文質彬彬的顯赫人物，我從電視上看到他後來在一次裝模作樣的審判後被阿亞圖拉的政權處死了。

　　當我會見伊朗國王時，他一開始就對剛剛在阿富汗發生共產黨支持的政變表示關注：他說他曾預計最終會發生這類政變，但比他設想的早了10年。他反復談到伊朗處於反對共產主義的第一線。他沒有流露出他對搖擺不定的西方支持者們有什麼怨恨，雖然他有理由懷有這種感情。不僅美國人對他承擔的義務具有不確定性，而且伊朗人堅持認為，英國廣播公司波斯語世界新聞報道的主要內容也都是反伊朗政府的宣傳。當我離去時，他對世界事務的瞭解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當然，這種智慧再多也抵擋不住他正在國內面臨著的顛覆。

　　伊朗國王是個清秀的男子，相貌有點兒憔悴，後來我瞭解到這是將會使他喪命的癌症的早期徵兆。他的舉止沒有一點跡象說明他認為他的時間正在流逝。當他外出視察他的軍隊時，他乘坐直升飛機。這也許是一種不樣的預兆：我被告知這時鑒於襲擊的威脅，他總是乘直升飛機，而不穿越街道。我還注意到在我去伊斯法罕參觀古老的清真寺時，對我個人的安全保衛工作是特別嚴格的。

　　過後回想起來，我對伊朗的印象似乎具有某種繪畫的品味，在這些繪畫中法國的貴族階層在大革命的前夕在人工搭制的田園風光中遊戲玩耍。一年後，伊朗國王就會逃離該國，阿亞圖拉·霍梅尼回來，伊斯蘭共和國宣佈成立，殺戮與恐怖活動遍地盛行。可是在這裡我被邀請去觀賞孔雀寶座上的輝煌燦爛的飾品以及王冠上壯觀的寶石，去陶醉於金碧輝煌的琅塞波利斯廢墟。

　　伊朗國王有可能得到挽救嗎？如果美國人表現得更加堅強些，如果法國人堅持主張以阿亞圖拉在伊朗不參加政治活動作為他在巴黎避難的條件，如果伊朗國王撫慰了尚屬溫和的穆斯林的意見，也許結果可能有所不同。事實上，伊朗革命所釋放出來的勢力至今仍然沒有受到抑制而構成對國際和平與穩定的最大威脅之一。

　　第四節亞洲與遠東

　　1976年秋至1977年春之間，我在亞洲與遠東訪問了不少於8個國家。這使我進行了一系列接觸並獲得了豐富的經驗，當我任首相時對我都很有用。雖然不可避免的是，既然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安排了這麼多國家——其中有巴基斯坦、印度、新加坡、新西蘭、澳大利亞和中國——我也就只得到了一系列的政治快照，不得不通過更廣泛的閱讀和討論來加以補充。

　　然而，當我後來回想我已獲悉的情況時，在我看來有兩個總的主題很突出。首先，在不同的程度上和從各種角度來看，這一整個地區的國家對蘇聯權勢和影響的擴張都變得更加警惕：這一點在1979年由於俄國入侵阿富汗而急劇加強。其次，中國、日本以及可能還有印度如何作出安排實現新的亞洲力量均勢，這仍然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不論出現哪一種情況，要取得支配地位至少既受到自身造成的障礙的影響也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因此，1976—1977年對於一個西方政治家新手來說是非常有趣的兩年。因此，儘管英國報界批評我在國外花費時間大多，我對這些出訪從來沒有後悔過。

　　我於1976年9月5日星期日一大早抵達巴基斯坦的拉瓦爾品第。第二天晚上布托總理設宴招待我。他屬最好的那類東道主，從不讓他的左翼觀點來妨礙一流的宴會和嚴肅的但有趣的談話。戈登·裡斯出席作陪，布托先生的兒女貝娜齊爾和她的幾位朋友也參加了。布托總理和我都曾在牛津大學讀書並都在林肯法律協會接受出席高等法庭律師的資格培訓。

　　布托先生曾經是一位在艱難環境下保持中立的總理。以前的軍政權在同印度的災難性戰爭中喪失了孟加拉，此後他幫助巴基斯坦獲得了某些尊嚴；巴基斯坦同它強大的鄰國現在有著較好的關係。但是他未能認真解決國家根深蒂固的經濟困難。像這個時期的許多其他第三世界社會主義領導人那樣，他力圖用號召建立一種「公正的」國際經濟新秩序來逃避國內的經濟問題，這只不過是大宗西方外援轉讓的簡略說法。事實上，為此目的他支持過一項第三世界有關倡議。

　　雖然我表達我的觀點時很有禮貌，但我還是被大家認為是個對這種國際社會主義持批評態度的人。因此，當我們很快就建立起一種融洽的關係時，這多少有點使他的文職人員感到驚奇。我甚至發現他對於需要控制巴基斯坦人向英國移民一事也是異常理解的——至少在私下是如此。

　　布托先生關於建立一種國際經濟新秩序的主張在20世紀80年代中終於失敗了，那時第三世界開始懂得自由市場經濟是繁榮的關鍵。然而，早在那時以前他就已經被一次軍事政變所推翻。也許像伊朗國王那樣，他已經變得過於脫離本國人民的宗教與文化價值觀念了。

　　沒有人知道關於他被推翻、受審判和隨後被處決的全部真相。作為首相我曾出面對他的繼任者求情以饒恕他的性命，但徒勞無功。軍方的決心已定。所以當我後來於1980年在鐵托的葬禮上遇見齊亞哈克總統時我的感情是很奇異的。他比他的前任更加親西方，我曾設想會見到一位冷酷的、甚至殘忍的人物。然而不然，我發現他有修養，而且他盡一切努力表現友好，當我的兒子馬克于1982年1月在北非沙漠中失蹤了幾天時，齊亞將軍是首批親自打電話表示關心的人之一。而且在他的統治下，巴基斯坦後來對被蘇聯佔領當局趕出來的數以百萬計的阿富汗難民異常地寬宏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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