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93)

九三

　　鐵托本人的健康象徵著南斯拉夫的脆弱性並在支撐著脆弱的南斯拉夫。人們廣泛地預料，鐵托去世後南斯拉夫將發生混亂，那時蘇聯人是否會再次接管控制局面，這是一個公開的問題。鐵托在85歲高齡時還在控制著局面，但是身體有病。我想去南斯拉夫訪問已有一段時間，但是由於鐵托身體不好無法接待我而使我的訪問兩度推延。

　　然而，在1977年12月初的一個嚴寒的日子裡，在南斯拉夫總統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一位戰友和老朋友菲茨羅伊·麥克利恩先生的陪同下，我到達了貝爾格萊德。我的第一項義務是攀登150級臺階上到阿瓦拉山頂向巨大的陣亡將士紀念碑敬獻花圈。我沒有穿保暖的外套，因而到我們下山時我覺得寒冷徹骨。然而，總的政治接待是十分熱情的，不只是政治家們，甚至一些共產主義報紙也是如此。

　　作為「鐵娘子」，我被看成瞭解南斯拉夫人每天生活在蘇聯可能進行干預陰影下這一事實的人。看起來似乎矛盾，這一點正是使這個國家團結一致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有冷戰結束，南斯拉夫各民族才能實現真正的自決。關於這一點的一個例證是，設午宴招待過我的聯邦國民議會主席基羅·格利戈羅夫現在是新近獨立的、雖然是陷入戰火的馬基頓共和國的總統。

　　菲茨羅伊·麥克利恩和我在貝爾格萊德鐵托的家裡拜訪了他。他的個性很強，保持著某些對於他過去火焰似遊擊隊生活的外露的炫耀，但無疑丟棄了說明他戰後統治地位的內在的堅強。我們討論了關於蘇聯威脅的問題並取得廣泛的一致意見。關於他身後之事這個隱隱呈現的問題沒有包括在我們的會談中。也許他早已斷定，儘管有憲法規定的一切詳盡的保證條款，這還確實將會是場大災難。

　　在我啟程去南斯拉夫之前，艾爾弗雷德·謝爾曼曾要求我向鐵托提出密絡凡·德熱拉斯案件問題，後者是鐵托以前的朋友和同事，而且多年來一直批評國內事務。德熱拉斯是最近獲釋的若干政治犯之一，但據我所知是繼續受到騷擾的對象。似乎很有可能他很快又會消聲匿跡回到監獄中去。我決定放一炮試探一下鐵托的態度。我假裝天真他說我對德熱拉斯獲釋感到非常高興。鐵托對我怒目而視。

　　「是的，他已出來了。」總統說，「但他目前在玩弄他的老花招。而且如果他繼續擾亂我們的憲法，他就會徑直走回監獄去。」

　　「喲，」我回答說，「像德熱拉斯這樣的人在監獄中將比在監獄外對你造成更多的傷害」。

　　菲茨羅伊·麥克利恩插話說，「她說得對，你是知道的。」

　　鐵托嚴厲地看了我一眼。在他轉而談論其他事情之前暫停了一會兒。據我所知，德熱拉斯呆在監獄外面，在塞爾維亞總統斯洛沃丹·米洛塞維奇的統治下，他為了獨立思考遭受到更多的騷擾。

　　從1977年底直至1979年6月大選，通過閱讀與討論對外政策，我認為沒有什麼重大理由去推翻或修正我的判斷與分析。英國、歐洲與美國的輿論反對同蘇聯進一步妥協的態度不斷強硬起來。蘇聯人自己在對付內部不同意見和對外冒險活動方面表現得越來越不謹慎。到這時非洲之角已經引起了蘇聯的野心：埃塞俄比亞的統治者和門格斯圖上校已經開始同索馬裡進行一場長期戰爭。

　　1978年4月蘇聯利用假情報獲得了一次重大成功，迫使卡特總統宣佈推遲生產中子彈，中子彈本來也許有助於實現歐洲的軍事均勢。次月，蘇聯持不同政見者尤裡·奧洛夫被判入獄7年，他在此之前成立了赫爾辛基小組以監督赫爾辛基協議執行的情況。7月間持不同政見者阿納托爾·薩蘭斯基和亞厲山大·金斯伯格因「鼓動反蘇」分別被判人獄和到勞動營服役13年和8年之久。對於任何自由之友來說這都是一個令人心碎的時刻。由於處於在野的地位我幾乎不可能做什麼事情來改變這一情況。

　　實際上，雖然我在當時並不明瞭，有3個事態發展正在展示出阻擋蘇聯推進的長遠前景。第一個看來似乎是矛盾的事態是他們已經變得過於傲慢。極權主義者蔑視反對者是一種天生的而且往往是致命的特性。蘇聯人相信，西方政治家們的失敗表明西方國家的人民已屈從於失敗。如果稍微講求一下方式並多一點深謀遠慮，蘇聯領導人本來可以得到大得多的利益。他們的做法，尤其是1979年對阿富汗的入侵，激起了西方的反應並最後摧毀了蘇聯。

　　第二個事態發展是1978年9月一位波蘭人當選為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將會在東歐點燃一場從根本上震憾蘇聯帝國的革命。

　　最後是羅納德·裡根出來認真地競選美國總統的職位。我在1975年成為保守黨領袖後不久曾見到過裡根州長。甚至在那時之前我已經知道了一些關於他的情況，因為在20世紀60年代後期的一天晚上，丹尼斯回家後對羅納德·裡根剛剛在軍事研究院發表的卓越講話讚不絕口。我親自閱讀了該講話文本，很快就明白了丹尼斯所說的意思。當我們見面對我立刻被他的魅力、幽默感和直率所征服，在隨後的歲月中我閱讀過他的講話，這些講話把減稅視為創造財富之本，主張用加強防務取代緩和。我還閱讀過他隔週一次向加利福尼亞州人民廣播的許多講話稿（他的新聞秘書定期寄給我）。這些講話我全都同意。1978年11月在英國下議院我的的辦公室內我們再次見了面。

　　在早期，許多美國政治精英，但不是美國選民，認為羅納德·裡根是個不能認真對待的右翼的自行其是者（我以前在某個地方聽說過這一點）。現在他被許多富有思想的共和黨人看作他們返回白宮的最佳入門券。羅納德·裡根無論取得什麼經驗，他都不是以犧牲他的信念為代價而這樣做的。我發現他的信念比以前更堅定了。當他離開我的辦公室時，我在思考如果這樣一個人是美國總統的話，情況將會有多大的不同啊。但是在1978年11月這樣的前景似乎還很渺茫。

　　第三節中東

　　1973年埃及和敘利亞襲擊以色列的那場打得很艱苦的贖罪日戰爭改變了西方國家對中東的看法。首先，阿拉伯石油生產國的歐佩克（石油生產輸出國組織）卡特爾強制實行的削減石油產量、石油價格的飛漲和針對與以色列友好的石油生產國的有選擇的禁運，損害了西方國家的經濟並引起了巨大的恐慌。西方生活水準依賴於無法預言的中東政治，這一點在這一事件中表現得最為淋漓盡致了。第二，雖然以色列的反攻已經越過蘇伊士運河並把敘利亞軍隊趕到離大馬士革25英里的地方，但是埃及人和敘利亞人比他們1967年那次打得好些，蘇聯人也威脅說要派軍隊去執行「維持和平」任務6第三，美國作出的反應是要在實現以色列和阿拉伯武裝力量脫離接觸方面起最主要的作用。從現在起，美國的外交活動成了尋求中東問題解決辦法的首要外部力量。這些活動由基辛格博士開始並由卡特總統繼續進行。

　　對於像敘利亞、埃及和約旦這樣的國家來說，而且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本身來說，生活變得更加複雜了，雖然也更有希望了。各國都有自己優先考慮的事項，從現實出發其中沒有哪一項能在可以預見的將來用武裝力量實現那些在尋求同以色列達成協議方面被證明是最持合作態度的國家，很可能獲得美國對它們的經濟的額外津貼，它們的經濟由於沉重的戰備需求和大量的社會主義措施而被削弱。在這種情況下，以前由於對「阿拉伯事業」所承擔的義務，而隱蔽或者至少是被掩蓋起來的天然競爭者就露頭了。這就是我於1976年：月訪問埃及和敘利亞以及3月訪問以色列時的中東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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