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94)

九四

　　但當時國內的政治背景也很微妙。在中東國家的眼裡英國的政治家們明顯地分裂成以色列的支持者和阿拉伯國家與巴勒斯坦人的支持者。在影子內閣內部，我恐怕是少數派，對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那些傳統政權都懷有強烈的尊敬與欽佩的感情。我的多數同僚都是傳統的保守黨「阿拉伯派」，雖然在議會黨團較年輕的成員中有不少人支持以色列，其部分原因是以色列為追求國家的自身利益而表現出來的無畏精神。英國的猶太人集團密切地注視著各黨派關於阿拉伯—以色列衝突的所有言論。因此，當雷吉·莫德林在1975年11月的一次下院辯論會上要求英國承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和成立巴勒斯坦國時，黨就受到公開分裂的威脅，人們對我也甚為不滿。

　　我決定在芬奇利的前猶太軍人的一次集會上清楚地闡明我們的政策。這就是保守黨認為任何中東問題的解決辦法都必須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242號決議為基礎，該決議本身強調兩項根本要求：「從最近衝突中（即1967年的六日戰爭）被占領土上撤出以色列武裝力量」；和承認該地區各個國家擁有「在沒有威脅和武力行動的情況下，在安全與公認的邊界內和平生活」的權利。我補充說，我們譴責任何形式的和聲稱為任何事業服務的恐怖主義。

　　至少對我來說，這一立場不只是一種旨在使我們擺脫困境的言詞。我確實既認為以色列的安全必須得到保證，又認為巴勒斯坦人應該受到尊重，在當時的情況下我們設想它同約旦結成聯邦。這兩個目標並非像水火那樣不能相容。儘管鑒於以色列的歷史，它需要有可以防守的邊界，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不解決巴勒斯坦問題，它就不可能獲得持久和平。而且對巴勒斯坦人和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他們的阿拉伯國家來說，最好的出發點都是既用行動又用言詞來承認以色列有權在那裡存在下去。然而，雷吉的講話引起的恐慌證實了我即將進行的訪問的複雜性和在外交上的危險性。

　　我於1976年1月7日星期三抵達開羅，當天晚上就和薩達特總統與夫人共進晚餐。僅在兩個月之前我們在倫敦曾進行過首次簡短的會見。晚餐前我們作了一次長談。我發現他具有很強的和直率的個性，對西方世界的實力關係有很好的理解。薩達特仍然不得不玩弄精明的外交把戲，擺平與美國和蘇聯的關係。1972年戲劇性地驅逐了蘇聯顧問後，他在1973年戰爭期間獲得過蘇聯的支持，但是現在再一次傾向於指望美國。就在我進行訪問的兩個月之後，埃及正式取消了它1971年與蘇聯簽訂的友好條約。

　　在我們的談話中、他聲稱對埃及的經濟狀況還算感到滿意：這個時候還有一些期望，即作為財政中心的貝魯特遭到摧毀，這也許對開羅間接有利。而且他正在希望得到海灣國家的幫助。但是我認為，總統對支付戰爭費用所花的那筆本可用作埃及和平發展的錢表示哀歎一事意義重大。他告訴我說他覺得「十分疲乏」，我想這話既代表了埃及也代表了他自己的狀況。他覺得他同福特總統的關係很好，這也許表明了他的思想在轉變方向。確實，他給人的印象是，埃及將會保持中立，除非被迫捲入另一場戰爭。

　　在他的談話中流露出人所共知的埃及與敘利亞競爭關係的跡象。他對我說那個國家在黎巴嫩內戰中向交戰雙方都提供武器，並又補充說敘利亞復興社會黨在整個阿拉伯世界中都受人憎恨。我形成的印象是，薩達特是個難對付的人，敢於大膽行事，他正在考慮使他的國家的對外關係發生重大變化；然而，我無法預見這個變化將會是多麼巨大。不到兩年，他去耶路撒冷進行了他的歷史性訪問，這導致了以色列與埃及的和平條約。

　　我在埃及短期停留期間的觀光遊覽既是一種外交需要，也是一種愉快享受。但即使這樣也包含著風險。攀登了切奧普斯太金字塔後，我走了下來，還有些氣喘吁吁，這時我發現有一小群攝影師、新聞記者和官員站在一匹駱駝旁邊。趕駱駝人的名字是易蔔拉欣，那駱駝則叫「傑克·赫爾伯特」，也許是由一名英國兵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受人歡迎的饒舌的英國喜劇演員的名字這樣給它命名的。看起來這是一頭赫赫有名的牲畜，外交大臣亞曆克·道格拉斯—霍姆來訪時騎過它。似乎每個人都以為我會跟著這樣做。可能發生的情況在我的頭腦中一閃而過，恐怕不只是騎上去，而是要我呆在駱駝背上不動。我堅決地拒絕了。易蔔拉欣聲稱他感到很不高興。既然亞曆克爵士能騎上傑克·赫爾伯特，為什麼撒切爾夫人不能騎呢？我看到趕駱駝人的眼神。就建議為了沒有騎駱駝而付給他加倍的費用，這也許能使我們雙方都中意。他非常情不自願地同意了。因而英國報紙上登出的都是我受到薩達特總統歡迎的照片，而不是某種不太尊嚴的姿態。

　　星期五下午我飛到大馬士革，阿薩德總統剛剛慶祝了使他掌權的軍事政變5周年，採用的辦法是在大馬士革明智地空投禮品和大幅度提高公務員和軍隊的薪金。在此之前，這個國家的首腦從來沒有任職兩、三年以上，他早已被證實倖存下來。阿薩德是拉維特少數民族的成員，主持著一個包括多種宗教、種族和政治組織人士的政府，表現出他具有獲得和保持政權的高度政治靈巧性。他的復興黨本身是一個來源於社會主義和伊斯蘭教兩種成份的奇特的混合體，是在「一個賦有永恆使命的阿拉伯民族」的口號下於20世紀40年代成立的。

　　阿薩德已經把激進主義、實用主義和冷酷無情這個特殊的混合體發展成為一種精巧藝術。在中東激烈的、動盪的政治世界中要取得成功就需要這種藝術。他被認為是這個地區最反對西方的領導人，他不只是要對阿拉伯—以色列和平進程中的許多困難負責，而且也要對策劃破壞黎巴嫩一事負責。西方政策的主要錯誤不幸已持續多年，那就是低估了他並把他排斥在談判之外。但是由於他屈從于蘇聯並支持國際恐怖主義，西方就很容易對他採取上述做法。

　　敘利亞是個受到嚴格控制的警察國家。羅馬尼亞式的竊聽在我所居住的官方賓館中顯然是蔚然成風。在我們抵達時，戈登·裡斯和我上樓到我們的房間去梳洗更衣。但是戈登發現他的浴室中沒有毛巾，就來敲我的房門要求借用一抉。我剛走去拿毛巾，一名女僕就勿忙跑來把毛巾拿給他。

　　那天晚上我們的主人會發現他們客人的私下談話更有意思。敘利亞人沒有預先通知就邀請我第二天去參加一次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秘密會見。我不打算同意這樣做。我根本不想正式會見他們，更不用說是秘密會見，因為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拒絕宣佈放棄恐怖主義，但我同意、實際是歡迎有機會去參觀一個巴勒斯坦難民營，他們就安排帶我去大馬士革遠郊區的一處難民營。

　　第二天，我們乘車走了一段很長的崎嶇不平的路到庫內特拉去，這是戈蘭高地敘利亞一邊的最後一個城鎮。它在1974年以色列軍隊撤退時遭到了破壞。甚至據說那裡有一些墓地也遭褻讀，整個城鎮現在成了展示猶太複國主義罪行的陳列櫃。我被告知那裡現在只有一個居民，是個老太太，她拒絕離去並在整個佔領期間都住在那裡。可以想像，我在四處走動的途中偶然遇到了她。

　　我們在返回大馬士革的旅途中在巴勒斯坦難民營停下來。「難民營」原來在某種程度上是個使用不當的名稱。這是一個有著道路、帳蓬、社交活動廳、商店、醫院和學校的龐大的居民點。我被領著看了一所學校，那裡的孩子們聚集在一個大廳內，由一位女教師非常嚴肅他講課。我想像這是某種祈禱集會，便問我的嚮導那位婦女在講什麼。回答是：「她在提醒這些孩子們說，他們有幸來到這所學校是因為他們的父母雙親中至少有一個已被猶太人殺害。現在我明白了為什麼這所學校取名為「烈士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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