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92)

九二

　　至於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談判，有可能就具體的方案進行爭論，但就戰略來說，真正重要的事實是，蘇聯近年來一直在遠比美國人快得多地武裝著自己。任何侈談「武器限制」的協議必然導致承認由協議穩定下來的軍事均勢。只有從一個方面來說進行大力的武器削減，或者說從另一個方面來說重新加強美國的防禦力量，才能扭轉形勢。然而，如果在盛行的輿論情況下這兩種情況都沒有真正實現的可能性，那麼達成一項大體上相當於限制戰略武器協議的東西，就會對西方有利，因為這至少將會阻止蘇聯人的進展。不管是哪一種情況，美國都早已失去了它的核優勢，而這時西方很久以來已經放棄在常規武器方面與華沙條約組織保持平衡的企圖。儘管這類統計必然是粗略的，但從下表可以看出變化的規模：

　　美國和蘇聯的戰略核力量
　　1966年 1976年

　　美國洲際彈道導彈 904 1，054
　　潛艇發射彈道導彈 592 656
　　遠程轟炸機 630 387

　　蘇聯洲際彈道導彈 292 1，527
　　潛艇發射彈道導彈 107 845
　　遠程轟炸機 155 135

　　來源：《軍事均勢》，1976—1977年，第75頁。

　　實際上，由於蘇聯人生產了他們的逆火式轟炸機，成倍地增加了他們的核潛艇並開始集中部署對準西歐的ＳＳ20核導彈，情況將會是更加惡化。

　　這些事實與數字是任何感興趣的人都可以得到的，但對此感興趣的新聞記者卻太少了。但是他們實際上低估這個危險嗎？我曾經密切注意喬治·基根少將所作的關於蘇聯對帶電粒子射束研究情況的報道，他最近從美國空軍情報部主任一職引退。該射束對彈道導彈的攻擊可以提供遠為有效的防禦，因而可能提供一種技術使防務概念徹底改革。卡特政府低估了這種威脅，只是在裡根總統發起他的戰略防禦倡議時，人們才確切瞭解這些危險並採取了削弱蘇聯優勢的行動。然而，早在1977年3月，《航空周和空間技術》雜誌就發表了基根將軍關於蘇聯全面威脅的範圍的言論。他論證說，美國人一貫低估蘇聯軍事實力和備戰的規模，得出了災難性的結論，「蘇聯今天在發動、進行一場全球性衝突並從中生存下來的能力遠比美國及其盟國大得多。直到兩年後發生了入侵阿富汗事件，多數西方政治家才開始用這種思想方法來思考問題。

　　當我於1977年9月再次訪問美國時，卡特政府還在享受其政治密月的樂趣。卡特總統帶給白宮一種新的不拘禮儀的看來符合時代氣氛的作風。雖然人們對於他的某些任命有些不安，但把這主要歸因於華盛頓對外來人的不滿。他擁有他的國務卿賽勒斯·萬斯和他的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這兩位卓越的助手，他們在觀點上的分歧當時還不明顯。

　　當吉米·卡特出席西方七國首腦會議時我曾於5月間在倫敦會見過他。儘管我對他的對外政策的懷疑日益增長但我還是喜歡他並期待與他再次見面。我們在白宮討論問題時，總統極想為他最近提出的締結全面核禁試條約的倡議進行說明和辯解。雖然他已清楚地掌握了細節並且是個有說服力的倡導者，但是我沒有被說服。由於我確信可靠的核威懾力量的極端重要性，並且知道核武器必須經過試驗才能成為可信之物，因此我不能隨聲附和這項政策。

　　同樣地，在羅得西亞問題上我無法同意卡特總統或者說還包括賽勒斯·萬斯和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安德魯·楊所偏愛的解決方針。美國人堅持認為羅得西亞的安全部隊應予解散。但我知道這對白種人——他們仍然享有對「武裝鬥爭」的軍事優勢——來說如果沒有某種真正的和平保證是永遠也不會接受的。美國人還玩弄著對南非實行制裁的主張，這在我看來是同樣地判斷失當，因為考慮到如果他們想要說服伊恩。史密斯實行妥協的話，他們就需要南非政府站在他們這一邊。

　　至少這一次我並不需要同大使館的懷有敵意的情況介紹進行爭辯，那樣做將會令人啼笑皆非，因為新大使彼得·傑伊是卡拉漢的女婿。當這項任命宣佈時曾經有人大聲指責裙帶關係。但是我個人是喜歡並欽佩彼得·傑伊的。他對貨幣經濟學的瞭解會使他成為影子內閣的一位受歡迎的吸收對象。雖然如此，我不得不承認，我在對英美商會發表講話的引言部分懷著某種惡作劇的喜悅心情引用了吉姆·卡拉議在前一年的工黨年會上講話中的一段話。在該講話中這位工党首相說：

　　「我們過去常常認為，通過減稅和提高政府開支就能度過衰退，找到出路並增加就業。我十分坦率地告訴你們，現在已不存在這種選擇，而且過去採取這種做法時，它也只是把更大劑量的通貨膨脹注入經濟，跟隨而來的則是更高水平的失業。」

　　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這段沒有特點而又穩妥的話正是由彼得·傑伊起草的。

　　事實上，我在美國期間所碰到的唯一窘迫情況是吉姆·普賴爾與基思·約瑟夫之間的一次公開分歧。他們對關於格倫威克事件的卡斯曼勳爵的報告以及對什麼是非工會會員不得雇用的「封閉式工廠」的滅確政策持有不同意見。記者團的成員們對於這一點的興趣大於對我在華盛頓會談結果的興趣，因而我不得不發表兩次聲明以試圖平息事態。但是重要的實質性問題只有在我回國以後才能理順。

　　與此同時，美國政策的方向和蘇聯野心的程度都存在著不確定性，這越來越使人們把注意力集中於那些在兩個集團之間很不自在地保持平衡的國家。在這些國家中南斯拉夫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自從鐵托元帥在1948年同斯大林決裂以來，南斯拉夫就一直處於一種異常的然而重要的境地。在可怕的早期鎮壓與大規模屠殺之後，鐵托和他的同志們已經多少變得開明些，因為環境迫使他們指望西方提供財政支援和安全。這逐漸使南斯拉夫朝著某種假資本主義和准自由主義方向移動。如果鐵托的每個行動不曾受到某種獨特的英國社會主義者的奉承討好，這類進展甚至還會更多。事實上，鐵托的真正天賦在於他像個幻想家。他說服了東方與西方這二者，或者甚至還有南斯拉夫的一部分輿論，使它們相信這個國家是國際大比賽中的一個重要參賽者。其登峰造極的代表作就是在鐵托倡導下成立的所謂第三世界國家「不結盟」運動。

　　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時，這個國家的經濟問題日益增多。南斯拉夫人依靠西方的信用貸款營造了一場消費繁榮，在「自治」的招牌下，一種混亂的半資本主義逐漸形成。生活水平比其他共產主義國家高，這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於南斯拉夫在海外的工人的匯款所致；但相應來說，如果生活水平不得不下降，對該政權的影響就可能更加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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