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91)

九一

　　我回到倫敦時發現了關於我訪美之行的新聞報道已經改變了我的政治地位。甚至工黨假裝出來的義憤也助了一臂之力。因為人們越注意我的論點，就越認真地對待這些論點。我還很快意識到保守黨上層集團內部態度的變化。那些把我就任領導職務看作是一次令人煩惱和暫時僥倖成功的人不得不重新思考了。我不僅顯然受到了自由世界中一些最有權勢人物的認真對待，我在赫爾辛基講話中提出的警告看上去也並不那麼古怪而是更有先見之明了。

　　9月末，擔當蘇聯代理人的古巴人開始把軍隊大批派入安哥拉。12月間美國參議院推翻了福特總統關於向那裡的反共勢力提供援助的政策，對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的抵抗因而瓦解。我在聖誕節假期間思考井閱讀了更多有關材料，我決定要再發表一次講話。

　　這一次我按照常規辦事，把我的決定告訴了雷吉·莫德林。雷吉竟然給我提供了一份講話草稿，這也許證明了他對我講話的前景感到心神不安。不幸的是，他的草稿不能用。如同丹尼斯說的那樣，「這太軟弱無力了，連米粉布丁的奶皮也刮不掉。」鮑勃·康奎斯特現已離開，去了加利福尼亞州的在政治上收益更多的胡佛研究所，因此我請羅伯特·莫斯幫助我。羅伯特是《經濟學家》的外事報道編輯，安全與戰略問題專家，為反對咄咄逼人的工會權力而設立的全國自由協會的創始人之一，他還命裡註定是一位暢銷小說家，結果證明他是一位理想的入選者。

　　我於1月19日星期一在肯星頓市政廳發表的講話涉及的範圍和前一年的切爾西講話差不多，只是更集中於防務問題並包含著關於蘇聯威脅的更加強硬的語言。講話譴責工黨政府「當英國及其盟國面臨著戰後最為嚴重的戰略威脅的時刻卻在拆除我們的防務」。講話對蘇聯的意圖作了不同於緩和論者的分析。

　　俄國由一些有耐心的、有遠見的人的專政統治著，這些人正在迅速地使他們的國家成為世界上第一流的海軍與陸軍大國。他們這樣做不只是為了自衛。一個像俄羅斯這樣的龐大的主要是內陸的國家只是為了守衛它本國的邊疆並不需要建立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不。俄國人集中精力於統治世界，而且他們正在迅速地獲得成為這個世界所曾目睹的最強大帝國的手段。蘇聯政治局中的人無需擔憂輿論的漲落。他們把槍炮放在黃油之前，而我們則把幾乎每樣東西都放在槍炮之前。」

　　我提出了關於在中歐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華沙條約組織部隊之間力量不均衡的警告，在那裡，後者以15萬人、將近1萬輛坦克和2600架飛機在數量上超過了我們。但是我強調說，西方的防務不能只在歐洲得到保證：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供應線也必須受到保護。這意味著我們不能忽視受到蘇聯支持的部隊正在安哥拉做什麼。不管是在什麼情況下，如果他們在那裡的所作所為得到准許的話，他們完全可能得出結論說，他們能在別處重複這一做法。

　　對這篇講話的反應，尤其是在英國報界更富有思想的那部分人中，比對切爾西講話的反應有利得多。《每日電訊報》將社論冠以《關於俄羅斯的真相》的標題。《泰晤士報》承認「西方有自滿」。蘇聯的反應也來得不慢。蘇聯大使館寫了一封信給雷吉·莫德林，而大使也親自到外交部提出抗議。從不同的蘇聯宣傳喉舌那裡傳出了一連串粗野的抨擊。但是杜撰「鐵娘子」這個詞並用來描述我的人則是紅軍報紙《紅星報》辦公室的某位盲從上級的官員，他的想像力超過了他的判斷力。

　　當戈登，裡斯在報業聯合會的電訊稿上讀到《紅星報》的話時，他欣喜若狂地跑到我的辦公室告訴我這件事。我很快就看出，他們已經于無意中把我放在了一個作為他們最強硬的歐洲對手的受人尊敬的位置上。這是他們對我的最大幫忙了。

　　幾天後我參觀了沿萊茵河的英國駐軍，我的肯星頓講話確保我在那裡受到了熱情的接待。有人拍攝了我駕駛坦克的照片，這對我在國內也完全沒有什麼損傷。外部世界所不知道的是在這次參觀過程中我的事業差一點兒比1990年11月的那次事件還要更加戲劇性地告終。

　　党的防務發言人之一克蘭利·昂斯洛、理查德·賴德和我登上了一架年代已久的雙引擎螺旋槳運輸機，從萊茵達倫的英國基地飛到我們將在那裡過夜的奧林豪森去。（原計劃乘直升飛機去，但是氣候不夠好。）起飛後不久我從我的公文包中取出我的講話稿並開始工作。過了一會兒我意識到引擎的喧鬧鼓嗚聲有些不正常。機艙內很冷。外面是濃濃的極冷的大霧，仔細看我能夠看見機翼上結成的冰。就在此刻一位機組人員過來說發生了問題，我們不得不返回萊茵達倫去。從他的神態上我能覺察到情況嚴重，我迫切要求知道確切的麻煩是什麼。原來是霧太濃，駕駛員無法把握方向。還不止這些，我們現在顯然是在崇山峻嶺中盲目飛行。這就是為什麼駕駛員已使我們的飛行保持在最低速度，如果再放慢速度飛機就有停飛的危險。但願大霧會散去，他能找到擺脫困境的辦法。更糟的是，測量我們空速的儀器失靈了。我停止了關於講話稿的工作並把它小心地放進我的公文包，往後仰靠，閉上我的眼睛並思考一些甚至比政治更重要的事情。不知怎麼地，我們設法回到了萊茵達倫。我從來沒有比觸覺到我腳下的柏油碎石時感到更加寬慰了。

　　吉米·卡特於1976年底當選為美國總統，使白宮有了一個把人權放在對外政策議事日程首位的人。

　　但是我不久就對卡特政府對外政策方針的另外兩個方面感到擔憂。首先，處理人權問題時沒有聯繫更廣泛的政治與戰略問題來考慮，而且實際上還帶有某些道義上的天真。即使是最大的理想主義者出於道義考慮而制定的政策、也得講求實際。有許多淩辱人權的政權一例如在拉丁美洲和中東的一些軍人政府——但它們的壓制性比獨裁主義政權要小一些。

　　此外，一個自由國家不僅對它本國而且也對非自由國家所負有的首要職責是生存下去。因此沒有必要為支持一個暫時為更大的西方利益服務的然而又是令人討厭的政權而表示歉意，儘管我們應該始終一貫地運用我們的影響去改變它最惡劣的弊病。不幸的是，卡特政府內部的糊塗思想與意見不和妨礙了它奉行這樣一種健全的方針。如同我們將看到的，卡特強調伊朗的人權幫助推翻了伊朗國王，而代之以壓制性更強並且反對西方的阿亞圖拉·霍梅尼政權。如圖帕斯卡爾指出的，道德的第一原則是思維清晰。而就卡特政府而言不清晰的思維給人權和西方利益帶來了顯然是更糟的結果。

　　我的第二點批評是，人權政策是不可能自立的，因為簡單的理由是權利最終必須用武力來維護。在20世紀70年代的情況下，這就要求美國在軍事上強大得足以抵制和扭轉蘇聯造成的對自由世界的威脅。然而卡特總統對裁軍承擔了熱情的許諾。表現為他廢除了Ｂ1戰略轟炸機以及後來又重新推動了卡特總統與蘇聯人一起倡議的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談判。因此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卡特總統發現他只能採取行動來改善與西方有關聯的國家的人權狀況，而不是改善那些敵對的和強大得足以無視他的行動的國家的人權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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