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90)

九〇

　　理查德·賴德爾和我被安排在國賓館住下。有趣的是，起居室的天花板上有一個打開的木頭格子窗，這無疑有利於通風，但可能也是為了其他的目的。當我想要聽新聞時我沒有辦法使電視機工作。理查德來弄也不成功。我們正在擺弄時有人敲門，來的是賓館工作人員，他幫助我們把它弄好了。

　　甚至在這次訪問之前，我對該政權的壓迫性質也幾乎沒有什麼幻想。不管西方的戰略利益可能要求什麼，我堅決認為應該堅持施加壓力以提高對人權的尊重，尤其是在赫爾辛基協議的墨蹟還沒有幹的時候。在英國流放的羅馬尼亞人團體得悉我即將出訪，送給我一份5名政治犯的名單，請求我強烈要求釋放他們。我立刻應允這樣做。但是不知怎麼外交部得到了關於此事的風聲，企圖堅決勸阻我，理由是這將會沒有意義地疏遠齊奧塞斯庫。一位高級公務員親自指出了我的意圖是極不明智的原因。他的話並未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布加勒斯特我把那份名單交給了羅馬尼亞人並且說這些人是被錯誤監禁的，必須予以釋放。我高興地看到他們後來被釋放了。

　　毫無疑問，我在1975年所作的最重要的出國之行——可能是我任反對黨領袖期間意義最重大的——是9月間對美國的訪問。當然，我早已知道一些關於美國的情況；而且我喜歡並欽佩我所知道的大部分情況。然而。這是我第一次有機會會見那裡所有最主要的政治人物，並且以某種近似平等的條件來這樣做。有人向我保證傳媒對此將予以充分的注意，雖然這主要是考慮到英國的股票已經罕見地下跌這個令人沮喪的原因。美國的報紙、雜誌和電視節目正集中報道英國經濟的驟然下降，工會權力的增長、社會主義國家的擴展以及人們看到的民族自信心的崩潰。除了幸災樂禍以外，明顯地還有某種使人煩惱不已的擔憂，即在越南的失陷和水門事件的創傷之後正在美國本身歷經一種不同的深重危機之苦，它可能會同英國遭到同樣的命運。

　　我同諾曼·拉蒙特討論過這一形勢，他是一位早期的支持者，和羅斯蔡爾茲一起工作，這使他能夠使我不斷瞭解英國金融城和國外的情況。他剛從美國回來，在那裡他同政治家、官員和輿論界人士談過話。我得出的印象是，而且該印象被證明是準確的，福特政府的信心已經開始適度增加，這使他們越發擔憂英國發生的情況。首相最近去過華盛頓，他並沒有做什麼事情來改變人們對英國現狀的感受。他聲稱我們的所有困難都被大大地誇大了。人們所期望的是與此不同的和更加嚴肅的態度。我決心持這種態度。

　　戈登·裡斯在我之前飛往紐約以便作出傳媒工作安排。就在我離開倫敦之前他打電話對我說，人們對我出訪的期望非常高，因此我應該使我將要發表的第一次講話一在紐約的社會經濟研究所的講話——成為一顆巨型炸彈，而不是按原計劃作一次低調演講，把主要講話留到此後在華盛頓發表。這要求我同亞當·裡德利如瘋似狂地在最後一分鐘重寫講話稿，而這一點在講稿中留下了痕跡。講話的大部分說得完全恰當。一開始就正面針對美國關於當代英國可悲境地的評論並予以嚴肅的論述。然後我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我稱之為「漸進式的協商一致的觀點上來，這種主張是指國家應該在許多戰線上積極促進平等關係：在提供社會福利方面和在重新分配財富與收入方面」。我接著又詳細分析了上述主張的表現形式及其影響，如賦稅過重、不鼓勵企業、榨取利潤、通過通貨膨脹和負利率欺騙儲蓄者，以及公營部門和政府開支的明顯無情增長等。

　　不幸的是，保守黨中央總部增補了草稿，更為嚴重的是在向報界發表的「最後」文本上附加了一段話，說約束政府開支像限制血液透析器數量一樣，需要作出強硬的痛苦的決定。實際上在工黨政府統治下，作為沒有公開認可的治療配給制的一部分，血液透析器早已在數量上受到了限制。不過，但白地聲明這一點——尤其是以輕輕帶過的形式——就是自我麻煩了。在手忙腳亂地進行準備講話稿時亞當和我讓它通過了。幸好，當戈登在紐約看到這一份講話稿時，他立即領悟到可能造成的潛在損害並刪去了這個冒犯人的部分。所有要發佈的新聞稿通常都附有一個正式條件，即「以實際講話為准」。這樣他就能夠給艦隊街的編輯們打電話說有問題的那一頁，雖然他們是從中央總部收到的，但並未被實際採用，所以也不需要報道。他們都很尊敬他，因而照辦了；但《太陽報》的頭版在用某種較溫和的標題來代替之前已經臨時在顯著位置採用了「瑪吉說，讓它們消亡吧」這個標題，真是千鈞一髮，倖免於難。

　　實際上，這篇講話要傳達的主要信息受到了大西洋兩岸的最大注意。我一回到國內就立即受到工黨政府的攻擊，說我在國外貶低了英國。事實上，我帶到美國去的關於英國的信息本質上是充滿希望的信息，即這個國家的潛力很大，足以經受甚至是社會主義的影響。外交大臣吉姆·卡拉漢後來優雅地批評我在美國講演中放進了「容易引起辯論的段落」，他的批評在我所停留的英國大使館中得到了忠實的反響。大使館的一位高級官員向美國報界吹風時說了對我不利的話。戈登·裡斯很快發現了所發生的情況。我回到英國後就此與吉姆·卡拉漢進行了措詞尖銳的信件交換。

　　我在意識到想把我變成這副模樣的企圖後，就利用我向華盛頓的全國新聞俱樂部發表的講話、指出，如果放棄目前的社會主義政策，英國就會具有保證其迅速恢復的根本實力。民意的轉變，反對極左派，我國能源的雄厚儲備以及我國科學的潛在能力——獲得72項諾貝爾獎，比法國、意大利、荷蘭和比利時加在一起的還要多——都證明從長期看應持樂觀主義態度。

　　現在我們正在慢慢地找到我們的道路。誠然，從關於英國的一些報道看，形勢仍然是嚴重的，他們這樣報道是正確的。但是形勢正在發生某種變化……我看到一些跡象，即我國人民準備作出頑強的選擇，走更艱苦的道路。我們仍然是曾經為自由而奮鬥過而且獲勝的同樣的人。冒險精神、發明創造能力、決心仍然是我們性格的組成部分。我們現在可能患有某種英國病，但我國的機體是健全的，而且我們有勇氣和意志去取得完全的勝利。

　　我在訪問美國期間會見了福特政府的幾位關鍵人物。基辛格博士是我早就認識的。但這是我第一次會見比爾·西蒙，一位具有自由市場頭腦的財政部長，他拋棄了尼克松總統在位時強制實行的工資與物價控制。我還會見了非常有經驗的詹姆斯·施萊辛格，他是國防部長，美國政府內部反對緩和的主要人物。

　　我還受到福特總統本人的接見。他個頭很大、性情和藹，出乎意料地突然被推上高級職位。他已開始喜歡這份工作，這也許使他本人感到驚奇並使其他人也感到驚奇。他已經在他周圍集合或繼承了一批有才幹的人馬並且已向歐洲人表明美國儘管有著國內政治的這些大動盪，仍然繼續承擔著有關他們的安全的義務。實際上，他具有當前政治用語中稱為「一雙安全的手」的優缺點。他不是那種向公認的正統觀念表示異議的人，我越來越認為那些公認的正統觀點應該受到非難。但他是一個使人放心和穩健的人物，他幫助美國治癒了自己造成的水門事件的創傷。在他赦免理查德·尼克松之後的困難重重的時期過後，他的政府的命運正在不斷改善。他還沒有宣佈爭取獲得共和黨候選人提名的意圖而某位名為羅納德·裡根的州長正在開展著天才有效的競選運動。福特總統再次當選的前景顯得很好。我離開美國時希望他會獲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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