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84)

八四

　　「要採用公民投票的手段就要問這樣的問題：公民投票應該適用於哪一類情況呢？推測起來答案將會是：適用於憲法性的變化。但是按照英國傳統很難確定什麼是憲法性的變化，因為我們大都沿用慣例和先例。」

　　然而，假如具備了合適的憲法基礎——這就是說，確定了可以舉行公民投票的條件，公民投票也許就成為可以接受的了。但是這樣會意味著，像其他許多民主國家那樣，情況要發展到有一份成文的憲法或者至少是某種程度的成文憲法，這對議會權力的影響會是深刻的。但是如果我們關於憲法法則和慣例的意識日益削弱，有一天我們也許會需要考慮這類問題了。

　　雖然該演說中還有些段落我現在是不會同意的，但這些論斷對於考慮就一些問題比如說馬斯特裡赫特條約或者單一的歐洲貨幣舉行一次公民投票來說仍然似乎是個很好的出發點。我此時尚不明白我所概括的舉行一次公民投票的條件已或多或少地得到滿足。這一點有些人已經領悟。英國法律服從歐洲共同體法律是加入羅馬條約的結果，連續的條約修改和共同體制度的實行也都會加速這一進程，這就確實導致了一種憲法的變化。而且我們由於接受了羅馬條約的內容和一個特別的歐洲法庭，就已經朝成文的憲法「至少走了一部分路程」，當議會通過的法律與之衝突時，該法庭就可以消除這些法律。

　　下議院以312票對248票通過了舉行一次公民投票的提案。然而，4月9日星期三關於繼續留在歐洲經濟共同體內問題辯論的結果則預示著一種未來的事態：贊成票396張，反對票170張。從這時起直至6月5日星期四這個規定舉行公民投票的日子，商界的巨大勢力，兩黨的領導人員以及更廣的、可敬的幕後統治集團一起稱頌加入共同體的好處，詳盡闡述對於工作崗位減少的擔憂，警告歐洲內部衝突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並且嘲笑工党左翼人士和保守黨反動分子的奇特聯合——組成「投反對票的」院外活動集團／投贊成票的」運動組織得很好，經費也十分充足——這與亞曆斯泰爾·麥克阿爾派恩所作的努力是分不開的，我很快就徵聘他為保守黨司庫。人們談論的這場「大辯論」，實際上是戴維和戈利亞什之間的一場較量，戈利亞什最後獲勝。實質性的問題往往不翼而飛。

　　對我來說最令人厭惡的是工党領導人的公然的機會主義。英國加入共同體條件的「重新談判」根本就是不嚴肅的。在3月份的都柏林歐洲理事會上，大家同意採取一項特殊的「財政機制」使英國兔於承受過重的財政負擔：這個機制從未啟動，因而也從未帶來一便士的好處。然而政府分發給各家各戶的小冊子拋棄了工黨、尤其是外交大臣吉姆·卡拉漢在大選中使用過的所有懷疑歐洲的詞藻。小冊子包含著諸如下列的勸慰言詞：

　　作為這些談判的結果）共同市場的農業政策（通稱共同農業政策）現在更加靈活，對英國的家庭主婦和農民雙方都有利……

　　在以前的條件下，英國對共同市場預算的繳款強加給我們的負擔過重。新的條件確保英國將繳納較為合理的份額……

　　過去共同市場朝經濟與貨幣聯盟方向的變遷對英國的就業是個威脅……

　　這個威脅現己消除……

　　說什麼加入共同體可能迫使英國吃歐洲麵包或者喝歐洲啤酒是荒謬的……

　　……採取重要決定的是部長會議，而不是共同市場的官員。

　　我及時地在聖歐明旅館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發動了保守黨贊成共同市場的運動。招待會由特德·希恩主持，我甚至把自己描繪成為「在師傅面前講演的學生」。我在我的選區和其他地方發表了講話。我在投票前夕向《每日電訊報》投了一篇文稿。我認為我為運動貢獻了我的一份力量。但是其他人並不這麼看。報紙上出現了批評意見——例如《太陽報》評論說：

　　尋人啟事：一位保守黨領袖。名叫瑪格麗特·撒切爾，11天前神秘地從共同市場公民投票運動中消失。自那時以來未再被人看見過。懇請找到她者叫醒她並提醒她說，她作為反對黨領袖失職了，使得國人失望。

　　這樣的批評無疑是由以我為犧牲品而自己另有企圖的某些人提供給報界的。但是亞曆斯泰爾·麥克阿爾派恩這位很快從支持者變成朋友的人十分關心地告訴威利·懷特洛說，我應該更積極些。不幸的是，作為運動的一部分，在我預定在中央總部舉行記者招待會的那一天，愛德華·杜坎這位1922年委員會主席發出了在公民投票中投「反對」票的號召。我在就要面對報界之前不久才得知此事。我處在進退維谷的境地。不得不轉變方向迂回而行，而不是直接朝著布魯塞爾前進。

　　公民投票的結果本身並不令人驚訝，67％投「贊成」票，33％投「反對」票。較難預料的是對整個政治局面的影響。投票結果是對工黨左翼的一個打擊；整個運動都受到哈羅德·威爾遜的狡猾策略手法的操縱，這時他則把托尼·本從工業大臣調任為能源大臣，他擔任前一職務已成了一個政治負擔，而擔任後一個職務造成危害的範圍受到了更多限制。對保守黨人來說，博得大部分讚揚的自然是特德及其朋友們。我自己在議會中稱讚了他。他沒有作出反應。他是後來作出反應的。

　　報紙上很快就充滿了關於特德早些時候和我在威爾頓街會晤的報道，但報道的方式暗示我並未認真提議他參加影子內閣。這些報道還暗示他現在想要利用他通過公民投票運動所獲得的地位東山再起，可能以我的犧牲為代價。特德的雄心是他自己的事情。但至少關於威爾頓街會晤的真相應該讓人們知道。因而，我把有關情況告訴了《泰晤士報》的喬治·赫金森——他並非是我的支持者，但是一位品德高尚的新聞工作者——報道及時地發表了。

　　毫無疑問，特德的希望受到了另外兩件事情的鼓勵。首先，我不可能不意識到各種各樣消息靈通的評論家都在預言我擔任領導職務的任期不會持久；具體說，到聖誕節時我就會離去。其次，希思政府早先在財政上的不負責行為和威爾遜政府現行的反企業政策合在一起使英國陷人日益加深的經濟危機，這也許可以想像會導致聯合政府的出現，而特德的前程則可乘勢一展宏圖。而且比例代表制的採用也許會使聯合政府執政並長期存在下去、像我這樣的人則會退出。

　　實際上，發生任何這種情況的機會都比評論家們想像的要小。這不只是我並無放棄領導權的打算，甚至保守黨的後座議員們也沒有準備容忍特德的返口。而且也完全不可能企望像哈羅德·威爾遜這樣精明、自信的政治家會拱手禮讓，放手讓他所鄙視的妄自尊大的人物去清理英國的問題。如果他想退讓，那要按照他的條件並在他選擇的時間去做：當然這是後來所發生的情況。當時沒有被普遍領悟的另外一個方面是，儘管有人批評我，說我沒有用足夠的氣力來鼓吹歐洲，但我在這場運動中成了一個使黨統一的人物。反對共同市場的保守黨議員們對我並不感到怨恨。大多數後座議員對於歐洲的感覺也同我的感覺非常相似，把它看作一個框架，英國能夠在其中得到繁榮，而不是充當十字軍。關於英國是否應該是歐洲共同體成員的爭端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已經獲得解決。現在的真正問題是什麼樣的共同體？在這個問題上保守黨內部不同的意見將重新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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