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85)

八五

　　我在歐洲問題公民投票運動期間到國外進行的兩次短期訪問給我提供了思考的材料。我於4月底訪問了盧森堡並參加了歐洲大會，後者要求被稱為「議會」。一場關於一些瑣細問題毫無生氣的辯論正在進行中，在這之後我向熱切的通訊社團所能說的最好的話是，該機構顯然「很有價值」，它的成員也工作得「十分努力」。這個時候的大會成員仍然是由成員國指定的那些議員組成的。我們大家也許早就應該更仔細地權衡結束這一制度而贊同直接選舉是否正確的問題了。至少在舊制度下，在各國議會議員和歐洲大會成員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繫；實際上他們是同一些人。

　　歐洲大會的作用有限，對它來說專職的歐洲議會議員是不必要的。當後者出現時他們就會要求發揮更大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這是為了證明他們的薪金、大方的開銷和生活方式是合理的，而這將引起無數的問題。然而，我從訪問盧森堡得出的主要結論是，在這樣一個歐洲大會中人們並不講同一種語言，也沒有相同的傳統，這說明試圖創建人為的全歐洲機構的想法是有缺陷的。歐洲大會中的保守黨領導人彼得·柯克在盧森堡為我組織過一次招待會，他盡其所能引進一些英國的議會觀念並強制實行一些財政紀律。但是要創建一個真正的歐洲議會還得做比這更多的事情。

　　次月，我作為戴高樂黨——當時稱共和國民主人士聯盟，後來稱保衛共和聯盟——的客人被邀請去巴黎。就是在這次訪問中我第一次會見了雅克·希拉克總理，我和他在馬提翁宮（他的辦公處和官邪）共進午餐，還首次在愛麗舍宮會見了總統瓦列裡·吉斯卡爾·德斯坦。儘管這兩個人的性格遇然不同——總理具有魅力，充滿活力，與總統的冷恬與嚴謹截然不同——但是馬提翁宮和愛麗舍宮都同樣表明了法國的歷史輝煌和民族自豪。法國的特色和利益在共同體或任何其他講壇上總是要首先得到體現。有的人也許對於這一點感到憤憤不平，但是我卻奇特地感到這一點讓人心裡踏實：你知道自己的立足點。

　　從這時起有3個不同的但有聯繫的事態發展引起了我對歐洲的注意。首先，是關於歐洲一體化的速度與程度：尤其是，我們不得不考慮對於有關歐洲大會的直接選舉的安排以及我們對待歐洲貨幣體系的政策。其次，人們認為，我也有同感，歐洲的中間偏右政黨應該更加密切合作，以針對社會黨國際提出對策。第三，需要確定西歐在東西方關係中應起的作用，尤其要考慮赫爾辛基進程，此事在後面評述最為合適。

　　7月初比利時首相裡奧·廷德曼斯來到英國。他應1974年夏巴黎首腦會議各國政府首腦的要求草擬關於「歐洲聯盟」的報告。我同雷吉·英德林和其他人在下院的一個房間裡會見了他。我已成立了一個在雷吉指導下的委員會來考慮這類事情，委員會的成員有前外交官安東尼·羅伊爾爵士和其他人。我對廷德曼斯強調說，如果共同體自然發展而不是按照某種預先規定的結構發展那將會是最好的事情。我打算以此作為一種警告，即雖然我設想當保守黨政府執政時英國將會對共同體採取比工党執政時更加積極的態度，但是我們的夥伴們不應想像我們渴望著來自中心的強加於人的宏偉計劃。

　　在保守黨內部，關於歐洲的辯論越來越集中在直接選舉問題上。我定期收到黨內意見的報告。尼爾·馬頓領導的一批議員進行有力的爭論，根本反對進行直接選舉。人數更多的一批議員勉強承認，直接選舉的通行證已經賣出，真正的問題是在什麼時候和按照什麼選舉制度來進行選舉。第三批人渴望創建一個真正的歐洲議會來牽制部長會議和委員會的行動。幸運的是，政府方面的分歧至少與我們方面的分歧一樣大，因而我們能夠團結一致指責他們沒有將有關的必不可少的立法及時提交給下院。同樣令人滿意的是，政府關於採取比例代表制的提案，這是一種維持自由黨一工黨聯盟的姿態，於1977年12月徹底失敗了。因而，第一次有關的直接選舉是在我擔任首相時于1979年舉行的，而且是按照獲多數票者當選的選舉制度進行的。

　　關於政治一體化的壓力必然有其經濟上的對應物。關於歐洲經濟與貨幣同盟的第一批宏偉計劃體現在1972年建立的所謂的「蛇形浮動匯率制」中。英國在特德執政時期參加了這一機制，表現了他對歐洲所承擔的嚴格義務的認真態度；但在6周之內他不得不退出。然而，經濟計劃制定者們反而受到失敗的激勵，1978年底歐洲貨幣體系獲得贊同，共同體內的9種貨幣中有8種參加了，只有英國呆在外面。女王陛下的反對黨在我的領導下如果不去利用這一點來證明由於工党治理經濟的失誤使英國貨幣過於疲軟以致無法參加，那將會是不通人情的。這是一種足夠公正的策略性立場，但難於判斷的是一個保守黨政府應如何行事。

　　1978年10月底傑弗裡·豪送給我一個便條，概要敘述了主張與反對參加浮動匯率的情況與理由。他認為如果我們現在正在當政並致力於制定正確的財政與經濟政策，我們可能能夠參加進去。傑弗裡還認為，我們需要保持党的對歐親善態度，擔心其他選擇將意味著「將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方向及其政策交給法—德領導人員」。奈傑爾·勞森，一位資歷較淺的財政發言人，在10月底也送給我一份透徹的分析。他認為歐洲貨幣體系在法國人和德國人的心目中具有政治目的，即歐洲統一進程中的下一個階段。他敏銳地指出，「那些以支持英國加入歐洲貨幣體系作為他們效忠歐洲經濟共同體事業的一部分的人應該停下來想一想，遵守紀律（歐共體的唯一優點）是否實際上有可能證明並非如此不得人心，以致使得對繼續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支持成為政治自殺」。

　　奈傑爾很不情願地得出結論，不管怎樣我們都應參加：但他的「最佳希望」是該體系在此後不久就會崩潰，不是由於英國貨幣的疲軟，而是因為對其他貨幣的壓力。我們到那時就可以就歐洲經濟的匯合提出某種更加明智的框架建議。這兩篇分析的質量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對這個問題的想法還在演變中，但我此刻決定我們應該對歐洲貨幣體系繼續採取一般的積極態度，同時避免作出任何具體承諾。

　　第二個重大的歐洲主題——中間偏右政黨的更密切合作——最終導致于1978年建立了歐洲民主聯盟。這個組織的作用有限，但成立該組織的政治意圖具有更重大的意義，20世紀70年代中期是民主的與非民主的左派在許多方面和領域中取得進展的時期。在歐洲的地中海地區一些共產黨似乎即將進入政府。人們感到歷史與蘇聯的軍事力量正在按照它的方向推動世界，左派因此受到鼓舞。只有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決策和重新注入活力的美國領導人才能與之搏鬥並扭轉這一狀況。與此同時，歐洲右派不得不在政治戰線上進行一場惡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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