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82)

八二

　　在1976年11—12月問，該法案即將在議會進行二讀（辯論是否採納該法案）。影子內閣為此進行了4次辯論，討論是否要發出一個要求保守黨議員出席議會辯論的緊急通知來投票反對這項法案。我們的態度再也不能不明朗了。不僅我們後座議員中的絕大多數，影子內閣的部長們也大都不贊成「權力下放」，至少不贊成任何與「白皮書」觀點類似的做法。但在「權力下放」的支持者中有一種根深蒂固的信條：他們認為這是唯一阻止蘇格蘭獨立的辦法，甚至一些極不喜歡「權力下放」措施的人也行事謹慎，惟恐給人以反蘇格蘭或超越了蘇格蘭保守黨領袖的印象。但直到最後，在一場12月2日星期四淩晨結束的馬拉松式長會上，我們決定——有很注目的少數人持異議，包括艾曆克·布坎南—史密斯一發出要求保守黨議員出席議會辯論的緊急通知來投票反對這項議案。

　　我根本就不幻想我們這麼做會沒有人辭職抗議。我想把辭職數量降到最少，但同時也不削弱對「權力下放」的攻擊力度。影子內閣會議後那天上午，馬爾科姆·裡弗坎德、喬治·揚格、約翰·科裡、赫克托·芒羅、哈米斯·格雷和拉塞爾·費爾格裡夫（蘇格蘭黨主席）來見我，說應該給艾曆克·布坎南—史密斯特許，讓其在投票中棄權，否則他們6人就都從前座議員位置上辭職。對此我不同意。讓我生氣的是第二天早晨的《金融時報》登出了這次談話內容。代表黨內左翼的」「保守黨改革小組」——當它成立的時候，我曾以假設的無知口吻寫信給它的發起人之一羅伯特·卡爾，間他們到底想「改革」什麼——他們把我們描述成「下定決心在蘇格蘭選舉中自殺」。

　　後座議員們的態度則不同。當那天晚上在1922年委員會宣佈發出緊急通知的決定時，人們大聲歡呼。當然，當特德·希思4天后在格拉斯哥突然宣佈說他自己不會投票反對這項法案時，我也並不感到吃驚。艾曆克·布坎南—史密斯適時地辭去了他的影子內閣蘇格蘭事務大臣一職，同時辭職的還有馬爾科姆·裡夫坎德。4名其他前座議員也想離開，但我拒絕了他們的辭呈，甚至允許他們當中的一個人在辯論中與我們唱反調並且投了政府一票。沒有任何政黨領袖能比我更寬容。為填補艾曆克·布坎甫一史密斯留下的空缺，我把特迪·泰勒從貿易部調來做影子內閣的蘇格蘭事務大臣，他的強烈的愛國之情和穩健早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當你知道這場辯論，甚至很可能是這次投票，將暴露出自己一方的分歧時，而且你還不得不作為前座議員發言，這真是令人氣餒的事。但我在12月13日星期一這項法案進行二讀時作的演說卻正是我喜歡的那種舌戰。關於我們自己的提議我說得很少，只簡單提及我們曾承諾在蘇格蘭設議會，我強調了很多這項立法本身的矛盾及前後不一致之處。辯論結束。27名保守黨議員包括特德·希思和彼得·沃克投了棄權票。5人投了贊成政府主張的票，其中包括艾曆克·布坎甫—史密斯，馬爾科姆·裡夫坎德和哈米什·格雷。但是工黨內部意見也不一致：29名工党議員棄權，10名和我們一起投了反對票。在二讀時出現的45票贊成的多數掩蓋了這個問題給工黨和我們帶來的同樣的不愉快。而這個問題還沒有結束。在辯論中首相暗示說政府將可能在蘇格蘭和威爾士進行全民公決——這項承諾後來成為解決「權力下放」問題的關鍵。

　　弗朗西斯·皮姆這時已從威利處接過了前座議員「權力下放」問題發言人一職。但他和特迪·泰勒關於如何對待這項法案卻持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弗朗西斯想使之可行，而特迪則想使之夭折，最後這項法案還是夭折了，1977年2月該法案截止審議時政府被29票的多數反對票打敗（有22名工党議員和我們投票一致）。突然間政府發現它失去了全民性的支持，而在「權力下放」問題還遠遠沒有引起重視時，政府總是能贏得有效的多數。儘管這一年過些時候工黨還將提出新的關於「權力下放」的法案。但他們眼前的形勢嚴峻，這使我們倍受鼓舞。

　　具體來說要發生什麼事情還遠不明朗。1977年3月17日星期四，政府拒絕迎戰我們的動議，在一場有關公共開支的辯論後宣佈休會，因為他們害怕左翼工党議員倒戈。我馬上稱這種幾乎聞所未聞的對正常議事規則的破壞為「不光彩的失敗」。我們不得不提出一項對政府的不信任案，如果獲得成功將會進行普選。儘管我天生謹慎，我仍認為這是會發生的。那個週六在我在托基向中央理事會作的報告中提醒全黨注意一場大選正在來臨。

　　連日來各黨派和他們的督導員們都使出了渾身解數。我卻不願被牽制在其中。自由党黨魁戴維·斯蒂爾已經表示，如果條件對他們合適，他們可能準備讓工黨繼續執政。為在比例代表制基礎上直接選舉議員進入歐洲議會立法，「工業民主」和稅收改革等的話題已經成為公眾的話題。但沒人相信自由黨人在是否支持工黨的決定這個問題上會被一些細枝未節所左右。對自由黨人來說他們有兩個大問題必須回答：把一個不受支持的政府留在臺上，他們會受到指責嗎？或者他們將會由於使政府的政策變得溫和些而受稱讚嗎？我自己並不相信他們會和政府達成什麼契約——這肯定不可能，除非成立正式的聯合政府，那時內閣中會有幾位自由党人擔任部長，但簡直不能想像工黨的左翼會容忍這種做法。

　　事實上，我對政治均勢的計算總體上是正確的，但我忽視了虛榮心這個重要因素。儘管工党一自由党同盟對自由黨危害不小，而對吉姆。卡拉漢有無窮的好處，但它確實給自由党發言人以令人激動的幻覺——認為他們自己舉足輕重。

　　在對「反對黨提出的不信任案」投票後，有人攻擊我說我沒有準備與自由黨進行某種交易。我事先沒有這種念頭，事後也不後悔。1974年2月大選失敗後保守黨就曾試圖把自由黨拉過來組成少數派政府，這種不夠光明磊落的做法完全表明了其危險性。更何況，即使在現在情況下，不需要費神去對付自由黨的這些不負責任的怪人，我的負擔已經夠重了，為了使英國撥亂反正，我得設法使保守黨左翼和現在影子內閣中的部分成員相信我們將來的政府應該採取的措施。

　　當然，既然我們已經反對了「權力下放」，那麼要贏得民族主義黨派的支持就更不可能了。具有保守主義思想的北愛爾蘭統一黨人應該支持我們。在艾雷·尼夫和我身上他們應該明白他們找到了聯合王國的強有力支持者。他們在威斯敏斯特增加議席以彌補他們省代表不足的要求很可能是任何政府都會支持的，因為從公平角度講他們很占理。但他們對希思政府廢除斯托蒙特議會——1920至1972年由北愛爾蘭統一黨人控制的管理北愛爾蘭的機構——這一做法的普遍厭惡以及伊諾克·鮑威爾一一他現在作為統一黨人擔任代表南丘地區的議員——私人的恩怨意味著實際上我們不能依靠他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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