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81)

八一

　　這種政治上的不穩定性讓每個人都感到不安。政府再也不擁有壓倒性的多數。沒有人知道在一項具體問題上小党的議員們會如何投票。甚至我們這些有議會督導員報告議會票數動態信息的人也感到事情很棘手。國內保守黨的支持者們覺得這一切不可思議，他們不明白為什麼我們不能給政府致命一擊促成一次大選。事實上，1977年2月22日星期二，政府在關於蘇格蘭和威爾士的法案截止審議時已經被打敗。由於蘇格蘭和威爾士已沒有任何立即贏得「權力下放」的希望，這使得蘇格蘭和威爾士的民族主義者們收回了他們對政府的支持。一場新的議會危機——政府不再擁有效工作的多數——擺在我們面前。

　　第六節自由黨與工黨結盟

　　在描述這場危機的結果之前，有必要從頭追述一下關於「權力下放」之爭的一些背景，這場爭論此後還將以更猛烈的勢頭再次出現。這場爭端——至少到1979年3月的最終結局前——已經給工黨和保守黨帶來了幾乎同樣多的麻煩。

　　由於蘇格蘭民族党曾經一度獲得很多支持——事後表明這種情況只持續了很短時間——在1968年5月的蘇格蘭黨大會上，特德曾承諾說將在蘇格蘭下放權力。特德的「琅思宣言」令眾多保守黨人大吃一驚，甚至包括那些在蘇格蘭的保守黨人。我從不欣賞這項政策，而且整個英國保守黨一般對此也不熱情。但特德堅持這麼做。他設立了一個以亞曆克·道格拉斯—霍姆為首的委員會負責起草詳細的計劃。亞曆克的建議於1970年普選前在蘇格蘭黨會議上通過，並寫進了宣言中（對威爾士沒有權力下放的承諾）。然而在1970—74年我們黨執政期間對「權力下放」的承諾卻不怎麼提了。儘管基爾布蘭頓皇家憲法委員會提出了一項詳盡的權力下放方案並於1973年10月提出報告，我黨二月宣言只承諾研究一下這份報告，而工黨則承諾他們將就此事立法。

　　大選後，特德堅信我黨應該向蘇格蘭下放更多權力以此贏回對我們的支持，並任命艾曆克·布坎南一史密斯為影子內閣蘇格蘭事務大臣來負責此事。在5月份的蘇格蘭黨會上，特德重申了我們「權力下放」的政策，允諾由北海油田款項資助一個蘇格蘭發展基金，這比霍姆在資金方面的建議內容還過份）在這項政策基礎上，我們致力於1974年10月後舉行的選舉——儘管我們提出了眾多權力下放的措施，我們在蘇格蘭的支持卻進一步減少了。事實上這是我們第一次在大選中排在第三位。

　　對於我們黨採取的這種新政策的憂慮從來就不少。尤其有一小群蘇格蘭保守黨議員，包括我的老朋友貝蒂·哈維一安德森，他們從1974年10月後開始大聲發表他們的看法。他們認為建立蘇格蘭議會的建議將威脅而不是鞏固聯合王國的團結。他們不認為有必要與工黨採取同樣的戰略，更不要說提出更甚於工黨的提議。而蘇格蘭黨本身意見也是極不統一，代表基層意見的「權力下放」反對者和左傾蘇格蘭党領袖象艾歷史·布坎甫—史密斯，馬爾科姆·裡費金和喬治·楊格等人意見相左。

　　這就是我剛坐上黨魁的交椅時留給我的攤子。特德把我黨尬尷地掛在了這個極其令人痛苦的大鉤上，留給我一個棘手的任務：把它解下來，作為一個本能的保守統一黨人，我不喜歡「權力下放」的承諾。但我意識到對這項計劃已進行了巨大投資，我已無法立刻改變政策方向。如果我這麼做了，就會有很多人辭職，這是我無法承受的，暫時我只得接受現狀。

　　我讓威利·懷特洛領導一個關於權力下放的政策小組。在影子內閣內，我們及時討論了威利提出的關於建立一個直接選舉的議會的提議，井同意他們實行比例代表制，但我們沒有承諾採取這一制度不少主張權力下放的保守黨人想要實行比例代表制，他們害怕在簡單多數選舉制度下蘇格蘭民族黨將會在蘇格蘭取得勝利，他們似乎並不厭惡將來在南部或北部實行政治聯盟制度，對此，我並不為之所動。

　　1975年5月，在丹迪召開的蘇格蘭黨大會上，我盡可能簡短地重複了對其建立直接選舉產生議會的承諾。與參加會議的人進行談話使我更清楚地瞭解到，有一些蘇格蘭保守黨人在這個問題上和他們的領袖們意見極不一致。我更加不安了——其他人也是如此。在夏季，英格蘭保守黨議員們開始對蘇格蘭權力下放表示疑問，部分原因是由於它對聯合王國的團結有不利影響，此外，他們的疑問也有其深厚的策略上的基礎：如果蘇格蘭有自己的議會又同時留有現在的（眾多的）議席份額的話，它將在威斯敏斯特議會中擁有過多的代表。

　　另外，工黨內部對這個問題也因有異議而相持不下，顯然「權力下放」在策略上已不再是一個有利於使政府為難的課題。我和後座議員們開了一系列會議。他們和我有同樣的顧慮。這更加劇了我的憂慮。到1975年底，後座議員們持強烈反對「權力下放」的立場。此時，亞曆克·布坎南—史密斯和馬爾科姆·裡弗坎德更加脫離實際，竟想出了設立獨立的蘇格蘭行政機構這一主意。這進一步超出了霍姆的提議，把我們帶到了工黨的策略範圍中去。

　　政府提議在蘇格蘭和威爾士直接選舉議會的白皮書於11月出臺。但影子內閣對此應如何反應，意見極不相同。在準備1976年1月進行的關於白皮書的辯論時，艾曆克·布坎南一史密斯和伊恩、吉爾摩要求在我們的修正案文字中提及保守黨對蘇格蘭議會的承諾，而反對「權力下放」的人則爭論說，如果我們不再重述這個承諾，工黨內反對「權力下放」的人的棄權可能會使我們勝利。我暫時聽從了艾曆克·布坎甫—史密斯的意見。

　　爭論在1976年繼續進行。朱利安·艾默裡和莫裡斯·麥克米倫顯示出他們是保守黨陣營反對「權力下放」的有力領袖。威利設計出一項希望全黨能團結在其周圍的方案，5月份在琅思召開的蘇格蘭黨會議上我使用了該方案。我們重申對直接選舉蘇格蘭議會的支持但又表明我們反對任何以政府提出的白皮書為基礎的計劃。為了加重語氣，我補充道：「我不能支持這樣一個蘇格蘭議會，我們誰也不能支持成立這樣一個議會——如果我們認為它可能使聯合王國陷入危險境地的話。」在珀思的這場演說聽眾反響良好，但它顯然解決不了黨內糾紛。

　　我開始堅定我們的反對派立場，在11月份，當該法案公佈時，我與二位憲法律師——伯明翰的揚德裡教授——共進晚餐，討論其中的細節。我也見了憲法學者內維爾·約翰遜多次。我聽得越多，越仔細地閱讀這項法案，就越覺得它對聯合王國是危險的。它帶來的是官僚主義和無休止的爭吵，而指望它能撫慰那些想要獨立的蘇格蘭人則越來越不可能了。再者，1976年11月我黨私下進行的一次民意測驗結果證實了我對「權力下放」問題對選舉結果可能產生的影響的懷疑。蘇格蘭人的意見四分五裂：政府的「權力下放」計劃只獲得了22％的支持——比我們黨的主張所獲支持（26％）少，甚至比「不進行任何變革」（23％）都少。只有14％的人贊成獨立。一項深遠的憲法變革需要比這多得多的公眾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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