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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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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組織影閣 崎嶇征程 1975年2月-1977年3月:任反對黨領袖 第一節 組建影子內閣 我的第一項任務是組織影子內閣。我在下院反對黨領袖的房間裡會晤了議會督導員漢弗萊·阿特金斯,還在那裡品嘗了由他夫人馬吉準備的一頓美餐。當然,漢弗萊·阿特金斯是特德任命的人,在領袖職務角逐中身居此職的他確實未曾申明自己支持哪一方。他是一位可愛可塑之人,作為議會督導員,他見多識廣,要委以高級政治任命,這種特質真是太重要了。我告訴漢弗萊,雖然我自感對有些人如基思·約瑟夫和艾雷·尼夫等有某種人情債,但我並不想全部撤換原班人馬。經過與特德的苦鬥,要維持黨的團結就必須讓它有足夠的連續性。 然而,我倆談得越多就越是發現所有其他安排都取決於特德。在競選領袖期間,我曾公開承諾要給他機會,如果他想在我領導下供職的話,就可以在影閣三大要職中選擇一個,或是一個無任所的職務。其實,我內心希望他根本不領這番美意。我們誰也不知道他那受傷的感覺會持續多久,但已很難想像特德會步亞曆克·道格拉斯—霍姆的後塵,成為其繼任者班底中忠實而出色的一員。反正各種報紙都已經在說特德無意供職,但是我必須親自探知。我曾打算當晚就去看他,可思來想去還是覺得由漢弗萊先出馬更好些。漢弗萊試探了特德的意見,得出的印象是,那些有關其意向的猜測準確無誤,便報告給我。可我已經說過提供職位的事,於是第二天上午我還是乘車前往特德在威爾頓街的住宅親提此事。 特德的議會私人秘書蒂姆,基特森引我走進樓下面對花園的書房。特德正坐在書桌旁。他沒有起身,而我沒等讓座就坐了下來。無需客套。我能猜到他對近期事件及我本人的看法。我問他是否願意加入影閣,但沒有提具體職務。他說不,他要當後座議員繼續幹下去。談話實際上就此結束了。從我這方面來說,我無意拖長會見的時間。我知道這對他一定是痛苦的,甚至可能是一種羞辱。可我同樣知道,如果我即刻便穿過記者人群,離開威爾頓街的話,那麼午間新聞就會充斥著關於我倆關係冷淡和分歧的故事。況且,我的咖啡還沒有喝完,於是我略微扯開了話題,問起他如何看待工黨許諾的就英國繼續留在歐共體內進行全民公決的問題,尤其是他是否願意率領保守黨搞這次活動。他還是說不。 至此我已經為團結特德和確保這次會面的終止不至於過於突然做到了仁至義盡。可我離開特德的書房時,時間才只過了5分鐘左右。於是蒂姆·基特森(他同樣知道不利宣傳的可能)和我為了拖延時間又閒聊了15分鐘,此後我才離開這所房子。出於對特德個人自信的尊重——我是這樣想的,對這夭的談話情況我甚至沒有告訴正負責組建我的辦公室的艾雷·尼夫。我後來公開此事只是為了澄清有關記載。我回到下院告訴了漢弗萊·阿特金斯,特德確實不想加入影閣。 接著,曾在領袖競選期間任党的代理領袖的羅伯特·卡爾希望見我。當然,他一向是親近特德的,並被認為是代表黨內的總體主義思潮的人物。如果他對在我手下供職不感興趣,我完全可以理解。果然,我見到他時他明確表示說,唯一願意接受的職務是影閣外交大臣。我說我不能下這樣的保證。理由之一是我不願在充分考慮整個班底的構成之前先被捆住手腳;我還沒有肯定影閣中是否確實會有羅伯特·卡爾的一席之地。 但是,一定要有威利·懷特洛。他的聲望已在領袖選舉中展示出來。他極富經驗,有他在,就能使許多後座議員確信,當今的主流是漸進而不是革命。我們或許都感到彼此能夠成為牢固的、優劣互補的政治夥伴。雖然我當時還不能給他提供具體的職位,等我後來請威利擔任党的副領袖時,他接受了。而他的忠誠還不僅表現在這件事上,他從一開始就是忠誠的。在我走進大廳聽哈羅德,威爾遜發表一項聲明時,有人發出大男子主義的叫嚷:「親一個,馬吉(瑪格麗特的呢稱)!」凡此種種。我坐在了前排威利與羅伯特·卡爾之間,吉姆·普賴爾、傑弗裡·豪和約翰·佩頓另一位失敗的領袖競選人——也都在場,但特德不在。我接受了首相機敏中含刺的祝賀,而我的答辭卻少有睿智,哈羅德·威爾遜當時依然處於議會中無人可比的最佳狀態。我一邊聽他的講話一邊思付著,作為一個經歷了動盪而且還存在著嚴重分歧的党的領袖,作為一個在這個喧囂、紛雜的男人世界中奮力爭取主導地位的女人,我能料到未來將是困難重重。後來的事實證明確實如此。 當晚我首次主持了影閣會議。會場有一種略欠真實的氣氛,因為在座的人都還沒有受到重新任命,且有的人已不會再受任命了。昆廷·黑爾沙姆代表影閣向我表示祝賀並保證效忠與合作。我感覺至少他可能是真心誠意的。我說威利已經同意擔任副領袖,而特德已拒絕我提供的影閣職位。威利立即表示,他接受副領袖一職,並期待著以此身份供職。這些禮節標誌著在相互競爭的觀點與個人之間實現了一種不解除武裝的休戰。 次日晚上,我作為領袖頭一次出席了1922年委員會的會議。當時我與這個人數更為眾多的議會黨團之間的關係比同影閣的關係要好處得多。我走進會場時,全體起立。愛德華·杜坎送我一張沒有簽名的情人節賀卡(提前一天)。後來我把它與匯寄到福拉德街的其它情人節賀卡和玫瑰花擺在了一起。在1922年委員會講話,最重要的是領袖的情緒和舉止,而不是講稿的內容。然而這次大家似乎同樣喜歡我講話的內容——那就是,要讓保守黨的政策明確區別於社會主義者,回歸傳統的獨立、自助價值觀,並對所謂左翼勢力增長已不可逆轉的假想提出挑戰。在一片掌聲、拍案聲和保守黨議會黨團表示贊許時所用的粗聲怪調中,我坐了下來。 在接下來的幾天裡,我的時間全部用於會見記者和商量有關我的辦公室安排事宜,還辦理了那些拖延已久的選區公務。絕少有機會與漢弗萊和威利坐下來討論影閣人選的事。我還總是想用周未做最終的拍板。然而拖延總是引起人們的猜疑。有報道說,時下正有一場防止基思·約瑟夫擔任影閣財政大臣的戰鬥。其實,這個職位他沒有要過,我也沒給過他。 我組織影閣的事,由於彼得·托馬斯和傑弗裡·裡彭申明他們不想繼任而得以順利進行。這意味著又多出兩個空缺可用。我利用週六和周日在福拉德街制定名單,同時也與漢弗萊和威利合計某些具體問題。星期一在我的下院辦公室裡通過一系列與同事們的會晤而確定了任命。 頭一個進來的是威利。我向他簡要地介紹了情況,其中包括權力下放問題——他作為前任議會督導員又是代表英格蘭一個選區的蘇格蘭人,可能有辦法解決這方面已經出現的政治難題。接著,我見了基思·約瑟夫,請他繼續在影閣中負責政策與研究。從某種意義上說,威利與基思是兩位重要人物。一位是我政策上的臂膀,另一位是領導班子裡決策方面的智囊。我還認為,要使自由企業經濟的思想更加廣為理解和接受,基甩必須從政策研究中心著手繼續他的思想改革運動。我絕不幻想我在領袖選舉中的勝利是一種全域性的轉變。我們改變党的政策(作為改變政府的第一步)的能力,取決於我們能否利用自己目前的地位來改變思想。不幸的是,當基思旋風般巡遊大學時,他卻發現在那些明火執杖的左派聽眾當中,戰鬥傾向派們準備之充分,要比他的同事中的玩世不恭派更勝一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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