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68)

六八

　　艾雷在我決定參加競選後不久來看我。他希望說服杜坎出來競選，而杜坎本人還在猶豫不決。由於特德沒有給他高級職位，他專心致力於城市工作，他現在不願放棄這項工作，當然，在杜坎作出某種決定之前，艾雷是不可能積極支持我的。不過我知道我可以企望得到他的建議，他也答應和我保持聯繫，我們後來也確實保持了聯繫。從那時到那年年底，他幾次來到我在議會的辦公室與我交換意見。整個的「囤積」風波足以說明我將面臨的是怎樣嚴峻的鬥爭。如果我最終能正式進入候選人名單，艾雷最好能在身邊幫助我。

　　12月7日星期二，內政委員會宣佈的結論再次削弱了特德的地位而加強了他的潛在競爭對手。保守黨領袖將每年選舉一次，競爭者只要有一個推薦人和一個支持者提名就可以了。而第一輪投票獲勝所需的多數票數卻顯著提高到了50％，另加上有資格投票者15％的票數。這實際上激勵了競爭者，它意味著有困難的領袖需要贏得更大多數參加投票者的信任。

　　然而，那一年在蘭伯赫斯特度過的聖誕節氣氛仍然不如其他節日。我們競不能像平常那樣散散步，天氣很壞。我知道等到我回到威斯敏斯特時，不管我是不是真地去競選領袖，對我都是一個考驗的時期。丹尼斯也在為他的生意著急，伯馬石油公司遇到了大麻煩。我們對未來都沒有大大的信心。

　　第五節威斯敏斯特的小動盪

　　回到倫敦以後我決心理清競選領袖的事。我邀請文雷來福拉德街我家中吃午飯，以便很好地進行一次討論。我還發現羅伯特·裡德利的一封來信，催我和杜坎快作決定，到底由誰作候選人，不要分散選票。問題在於，這只有等到杜坎明確了他要幹什麼後才可能，而從我和他的談話中又很清楚，他仍然舉棋不定。1975年1月9日星期四，我和艾雷共進午餐，情況仍然如此。我告訴艾雷我認為傑弗裡·豪可能會支持我。我還對他說，在特德領導下進行正常的討論是多麼困難。艾雷向我講了他最近一次與特德談話的情況。我們兩人都清楚地認為更換領導人的時候到了，唯一的向題是杜坎和我誰出來更合適。艾雷持有一種有趣的也是很精明的看法。他認為人們對特德在保守黨議會黨團中可能得到的支持估計過高。後來的事態發展與這一觀點相符合。

　　1月15日星期三，愛德華·杜坎公開宣佈他不準備競選領袖。這樣，我的道路就敞開了。現在急需建立一個有力的競選班子。

　　事態發展得很快。當天下午我在委員會階段的會議上作為反對黨的主持人對財政法案進行審議。弗格斯剛剛得知他必須參加一個議會代表團去南非進行訪問。他認為他會在競選領袖首輪投票時按時趕回來（事實證明他的想法是錯的）。他在議員的分組投票走廊裡遇見了比爾·謝爾頓，請他在他出國期間主持我的競選。比爾同意了。當比爾告訴我他同意主持我的競選時，我很高興，因為我知道他很忠誠，他會是一個精明的競選運動組織者。後來我才知道，在以後一次投票過程中，艾雷找到比爾說：「你知道我一直主持愛德華·杜坎的競選運動，現在愛德華退出了，如果我們能達成某種協議，我可以把支持杜坎的人拉到瑪格麗特這邊來」。實際上，這個協議不過使艾雷接管了我的競選運動，比爾成了他的副手。

　　當艾雷來到我的辦公室見我時，這一安排就確定了下來。我們都表演了一點外交小步舞。他有點明知故問地問我是誰在主持我的競選運動。我也不得不裝摸作樣地回答他，我並沒有真的進行競選運動。艾雷說：「我看，最好是我來替你做這件事」，我很熱情地同意了。我知道這就意味著他將盡可能地把杜坎的支持者拉到我這邊來。突然一下子，我多日來的擔憂全都煙消雲散了。從那時起，艾雷和他的主要副手比爾就為我爭取支持者，默默地、任勞任怨地做他的同僚的工作。

　　我向艾雷建議應與哪些人取得聯繫，他明確他說這類事全交給他辦，不要我分心。他認為我應該集中精力於財政法案。這是一項好的建議，部分是由於這樣我就有機會在樓上的委員會會議和一層的議會大廳顯示身手了。說到底。最終決定保守黨領袖的，將是保守黨議會黨團的黨員們，我的表現和我的辯論發言一樣會給他們留下印象。我的競選班子開始時只有6個人，但很快就壯大起來，到了第二輪投票時已有四、五十人了，有點過於龐大了。遊說工作做的相當精確。議員們可能要接受不同人的多次訪問以核實他們投誰的票。艾雷和他的同僚們深知無捷徑可走。日子一天天過去，事情在進行著，他和比爾勾出一個個名字，記錄著票數。艾雷時常向我報告進展情況，不過還附帶著精明的選票遊說者通常提出的告誡。競選班子也來我在福拉德街的家中，通常是在星期天，與我一起討論一周內將要發表的文章、演講和提出進行其他活動的建議。

　　在競選活動的初期階段，我得到不少後座議員的支持，很受鼓舞。首批支持者有彼得·奠裡森，他後來成為我在唐寧街的議會私人秘書。他告訴我3年以前，他的父親，後座議員委員會前主席瑪格岱勒勳爵就曾這樣說起過我：「那個女人會成為下屆保守黨的領袖。」這也許是「那個女人」這個說法的最早記載。

　　與此同時，和媒體打交道突然變得非常重要了，在這方面，戈登·裡斯的作用是寶貴的。記者安格斯·莫德兼有深刻的思想和精闢的見解，1966年由於在《旁觀者》報上發表了一篇批評文章而被特德無禮地撤掉了前座議員的職位。他幫助我寫了題為「我心目中的保守黨」一文，刊登在《每日電訊報》這樣的大報上；我同時收到了許多《每日電訊報》記者提供的有用的建議，這些人包括：彼得·厄特利、約翰·奧薩利文、弗蘭克·約翰遜和艾爾弗雷德·謝爾曼等人，他們都支持我的主張，儘管他們的報紙也給了特德一些支持。喬冶·加德納是1974年2月選舉中加入進來的議員，此人是記者，還是《保守黨新聞》的編輯，瞭解保守黨中央總部的閒談信息。他幫我起草文章，這確實是一個思想活躍的班子。

　　事實上，人們對我參加競選的態度的變化是可以感覺到的。1月21日星期二，我在幾尼俱樂部的聖斯蒂文餐廳的午餐會上講話，在場的有全國和地方各大報的記者。到這時，根據艾雷收集的調查結果，我開始真正感到已有成功的機會。我苦笑著對他們說：「要知道，我真地認為現在你們應該開始認真對待我了。」他們驚訝地回頭望著我，其中一些人可能不久就這麼做了。到了那個周未就出現了從全新的角度評價我的競選活動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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