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67)

六七

　　不必再多說什麼了。我的腦子裡已是一片混亂，我不清楚我得勝的機會如何。我對競選領袖的事一無所知。我只好暫時把這一切丟在腦後而繼續集中精力研究財政法案。然而，不知為什麼，消息還是傳出去了，我開始接到議員朋友們鼓勵的電話或便條，那天很晚的時候我回到福拉德家中把我的打算告訴了丹尼斯。

　　「你一定是發瘋了。」他說，「你沒有希望。」他說的有道理。但是我絕對相信他會一直支持我的。

　　第二天，弗格斯·蒙奇馬利來電話，我告訴他基思不競選了而我要競選。我不知道怎樣讓特德知道此事最恰當。弗格斯認為我應該私下和他面談。我在蘭伯赫斯特度過了周未，遠遠地躲開了媒體評論和推測的喧囂。我要想的事很多，主要的一點是，我雖然還不知道下一步如何進行，但我對基思的反應肯定是正確的。特德必須離開了，這就是說，必須有人來向他挑戰。如果他獲勝，我在政治上就完了。那樣當然不好，但還是可以忍受的，比當後座議負更糟的事還多著呢。而我獲勝的可能性似乎很小。不過我確實認為我參加競選就可以吸引更有力的候選人出來競選。即使他門與我和基思的想法不盡相同，但仍可說服他們同意改革保守黨現行的災難性方針。

　　我安排於11月25日星期一會見特德。他坐在下議院他房間裡的桌子前。我其實根本不必擔心傷害他的感情。我走進去對他說、「我得告訴你，我已經決定競選党的領袖了。」他表情冷淡地看著我，轉過身去聳聳肩說道：「請便。」我輕輕地走出了房間。

　　於是，星期一我第一次作為公開的保守黨領袖競選人與媒體見面。我很高興可以指望得到戈登·裡斯的幫助和建議，他現在已經是我的朋友並且參加過我早些時候的記者採訪。這些採訪進行得都很順利。當然，因為我是個女人，所以這就成了人們感興趣的主要話題。那天晚上影子內閣和指導委員會的氣氛多少有點「緊張和尷尬。環顧左右，我發現除了基思，到場的人中支持者寥寥無幾。我猜想人們覺得我做了一個荒唐的決定，因此就沒有公開表示更多的敵意。在稍後舉行的保守黨財政委員會會議上，沒有這種明顯的壓抑氣氛。我覺得我就像特曼的一個非凡的卡通片中那個「想當保守黨領袖的男人」，只是我是個女人。片中那些被激怒的上校們和憤怒的貴婦們對他大發雷霆。

　　我相信，特德的小圈子，還有黨中央總部裡至少有一個人，曾經希望我碰到點什麼事像毀掉基思那樣毀掉我。在兩個月前接受《退休前的選擇》雜誌的採訪時，我為那些面臨食品價格迅猛上漲而勉強維持生活的老人們提供了一些我認為是比較實際的建議。我說可以儲存一些罐頭。我小時候就有人對我提過與此完全一樣的建議。任何精明的主婦都要挑價錢便宜的時候買東西，而不是等到最需要的時候才急急忙忙跑去以高價買同樣的東西。

　　讓我感到驚愕的是，11月27日星期三報上充滿了所謂我在「囤積」食品的故事。有人顯然是在利用這次不起眼的採訪把我描繪成吝嗇、自私，尤其是「小市民氣」。他們以特有的方式幹得很聰明，因而使得其孜孜以求的醜化手法發揮得淋漓盡致。這適合了保守黨內那部分小人的勢力眼口味，因為不言而喻，意思是說對一個雜貨商的女兒所能指望的就是這些。它還使公眾回憶起我在教育部時被傳說和報道為「搶走牛奶的人」。

　　現在上演了一場真正的聲討鬧劇。壓力集團受到慫恿，大肆抱怨。一個家庭主婦代表團據說要從伯明翰趕來向我要罐頭。食品化學家就罐頭食品儲存過久發表他們的看法，馬了·雷德梅恩，前保守黨議會督導員，保守黨權勢集團可信賴的人物，現任哈羅茲百貨商場副董事長，在電視上說：「任何一種勸誘搶購都有背於公眾的利益」。其實，雷德梅勳爵家的食品儲藏室裡可能存著比三文魚和牛肉罐頭之類更誘人的東西。對付這樣的事沒有別的辦法，我只能請攝影師到我在福拉德街的家中，請他們檢查我的食品儲藏室和食品廚裡都有什麼。這也許能讓保守黨統治集團的一部分人相信，我和我的家庭所具有的品味和標準，根本不是他們想像中渴望領導他們党的那個人的樣子。而這肯定表明了所謂我在「囤積居奇」，的說法純粹是惡意中傷，無稽之談。

　　最後，為了使這個正在消聲匿跡的故事繼續下去，我的對手們做得大過火了，11月29日星期五，我正在約翰—科普的南克羅賽斯特選區，突然接到了秘書阿利森·沃德的電話，說廣播裡正報道有人看見我在芬奇利路的一家商店裡買大量的糖（當時食糖短缺）。阿利森已經做過調查，發現那裡根本沒有這麼一家商店，而家庭的糖消費量怎麼說也是有限的。這是一個直截了當的謊言。我對此予以堅決的否認，阻止了媒體的傳播，結束了這場荒誕的攻擊。

　　我認為這種做法最終總是事與願違。它向全國的婦女表明了這些男政治家們對普通的家務事多麼無知。它也說明這些保守黨的達官顯貴們對於許多像我一樣出身平凡的人，懷著多麼醜陋的蔑視，只把他們看作是投票的機器。對我的反對者來說最嚴重的是，他們的做法激起了保守黨內持公正態度的議員們對我的同情，他們看到我成了捏造愚蠢攻擊的目標。

　　儘管如此，我當時的確很難過，有時幾乎要落淚。有時氣得發抖。但正如我對我的朋友，斯特裡瑟姆的議員比爾·謝爾頓所說：「我看到他們怎樣毀掉了基思，可是，他們毀不了我。」

　　已經發生的這些事更促使我下決心參加競選。還有關於愛德華·杜坎也要參加競選的許多傳說。作為後座議員委員會的主席和一位男性，他很可能比我獲得更多的支持。12月5日星期四，就在囤積的謠言就要結束的時候，我在羅伯特·黑德利的克賴斯特丘奇選區參加保守黨的一次集會。羅伯特是杜坎的堅定支持者，他認為杜坎會出來參加競選。我說如果他真這麼做，我就要重新考慮我的立場了。我們不能分散右翼的票。

　　阿賓頓的議員艾雷·尼夫是杜坎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也是他在後座議員委員會執委會的同僚，我對他也很熟悉。我們在業務上曾多次相逢。作律師時，我們曾在一個律師事務所工作。在威斯敏斯特花園區他曾是我的鄰居。在我擔任反對黨社會保障發言人時，曾在他起草80歲以上老人撫恤金法案時幫助過他。我們都對科學有濃厚的興趣，我任教育和科學大臣時，艾雷曾考慮辭去他擔任的科學技術特別委員會主席的職務，我幫助說服他留了下來。

　　艾雷是個有著各種截然不同特點的人。他態度溫和但又很有主見。作為一名作家和從科爾迪茨戰俘營逃出來的英雄，他帶有一種浪漫氣質。比起其他議員，他的經歷要多得多，也經受了不少磨難。他有幸有戴安娜這樣一個有政治頭腦的出色的妻子，她忠誠地支持他。50年代艾雷曾當過短期的低級部長，後因健康原因不得不辭職。我知道特德曾不近情理地告訴他。這是他事業的終點，艾雷的政見不大容易說清楚，我認為他在意識形態方面不屬右翼，可能他並不從右翼的角度觀察世界。我們相處得不錯，我感到我們互相尊重。但是那時我們還不像日後那樣成為親密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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