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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


  艾奇巴斯頓演講無疑具有很強的震憾力。但它至少可以是一次有控制的爆炸。遺憾的是,情況並非如此。演講本來定在星期六晚上進行,因此講稿可先散發,散發時規定禁止媒體使用。但是《旗幟晚報》不知出於什麼原因,違背了禁令並對基思進行了猛烈的抨擊,還歪曲了他說的話,在滑鐵盧車站我看到了這篇文章,我的心情沉重起來,此後基思自己的不斷說明、解釋、道歉都無濟於事。保守黨權勢集團和得意情緒幾乎不能控制。基思在一般庸人眼裡犯了一種致命的罪——缺乏判斷力,即不願為自己著想。記者們在他的住宅外面安營紮寨,並拒絕讓他和他的家人得到安寧。可能他一生中從來沒有經歷過這種事。我因有過被誹謗成為搶走牛奶的人的經歷,感到他所受到的傷害就像是我自己受到傷害一樣。但這時除了等待事情慢慢平息外沒有別的辦法。

  毫無疑問,這一切使特德覺得安全了許多。在下個星期二的影子內閣會上他甚至對我們說,「這次競選控制得不錯,運作也很正常。」我們的討論充滿了奇怪的假像。除了特德外,所有的人都明白,主要的政治問題在於他仍然是領袖,而他卻認為現在我們應該把注意力轉向蘇格蘭問題,轉向如何更好地吸引年輕人的支持,如何爭取工人階級選民更多的支持等。就是按照他自己的標準,他的分析也是有漏洞的。兩天以後,我接受了《旗幟晚報》麥克斯·黑斯廷的採訪。這次採訪以「撒切爾夫人和中產階級的曙光」為標題刊登出來。我指出,我們應當設法恢復中產階級對我們的支持,因為「[作為中產階級]從來不僅僅是一個收入問題,而是對生活的整個態度,一種承擔起自己責任的願望」。出席影子內閣會議的人中絕不只是我一個人感到我們在這次大選中的失敗,使我們沒有理由感到絲毫的自我安慰。

  這時,特德正在與後座議員委員會執委會進行難解難分的艱苦鬥爭。他們要求通過競選產生領導人,實際上是要求改革選舉領導人的程序——他在答覆他們的要求時,對他們作為後座議員的代表的合法性提出質疑,理由是他們是由上一屆議會選出來的,他們自己首先需要由保守黨議員選舉產生。特德和他的顧問們希望以此把他的反對者從執委會中趕走,換上順從他的人。為了試圖爭取後座議員——這多少有些為時已晚,特德還建議應從他們當中委任額外的前座發言人,並且在某些情況下,議會下設的各委員會的官員可以坐在前座發言。很快即將改組影子內閣的說法這時也已不翼而飛廣為流傳。

  對我的前途,媒體再一次比我本人更為樂觀。《星期日快報》和《旁觀者》都在11月3日編出了我要出任影子財政大臣的故事。這個想法不錯,而且是我喜歡幹的事,不過我覺得特德極不可能把這個差事交給我。那個星期一的《金融時報》和《每日鏡報》都或多或少地肯定了我的想法,說我將要擔任經濟方面的高級職務,但不是影子財政大臣。事實果然如此。我被任命為羅伯特·卡爾的副手,專門負責財政法案,我還被任命為指導委員會成員。我的一些朋友為我沒有得到更重要的職務而惱火。但是,從那些年我跟隨伊恩·麥克勞德做財政法案的工作的經驗來看,我知道這個位置最能發揮我的才能。當時特德和我都沒有料到在後來的3個月裡,我的這個職位是多麼重要。影子內閣改組總的來說表明特德的政治地位不穩固。愛德華·杜坎拒絕加入影子內閣,因此,它對黨內右派不再有吸引力,而其中有些人特德至少需要爭取過來。新加進來的蒂姆·雷森和尼古拉斯·斯科特多少有些左的傾向,儘管很能幹,但不是政治份量很大的人物。

  11月7日星期四,就在影子內閣改組的當天,後座議員委員會執委會全部成員,包括愛德華·杜坎,都重新當選。這對特德是個壞消息。領袖競選在所難免了。他給愛德華寫信說,他現在願意討論修改選舉党的領袖的程序問題了。從這時起,趕在其他候選人可能發動有效的競選運動之前儘早結束這次選舉,可能對特德有利。

  這時,我開始參加由尼克·裡德利於1972年組成的「經濟問題聚餐小組」的聚會。小組主要包括像約翰·比芬、喬克·布魯斯—格丹、約翰·諾特等主張健全的貨幣政策的人。我埋頭於我的新職務的具體工作中。這時從事這項工作是帶有挑戰性的,因為11月12日星期二,丹尼斯·希利提出了一份季度預算。預算對工業中迅速出現的問題作出了驚慌失措的反應,其中包括營業稅額削減7.75億英鎊(6個月以前剛剛新增了4.95億英鎊的新營業稅),還停止了對國有化企業的某些補貼。特德在還擊時,保守黨後座議員的驚訝聲不絕於耳。他批評了財政大臣使國有化企業產品的價格上升到市場價格的水平。他的話根本沒有給他帶來任何好處。

  下一個星期四我的機會來了,我在預算辯論時代表反對黨發言。我事先作了準備,將工黨過去的宣言與它現在的行動進行了對比。我的演講中有些內容是技術性的、具體的,這是必要的。但是,我對那些插問的回答贏得了後座議員們的歡呼和支持。哈羅德·利弗(沒有他,工黨在經濟上可能更加愚蠢無能)在我演講不久就打斷我,糾正我引用的他過去的觀點。對此我進行了直接答覆。在一陣陣歡樂聲中,不少歡樂來自這個出身富裕,精明狡黠的商人自己,我答覆說:「我總覺得我永遠比不上財政部的他[利弗],因為獲取金錢的方法有4種:賺錢、掙錢、與有錢人結婚和借錢。他似乎在這4方面都有經驗。

  在另一問題上,我被大為激怒的丹尼斯·希利打斷。當時我引用《星期日電訊報》報道他的話說:「我從來不存錢,一有錢就出去給家裡買些東西。」丹尼斯·希利極為憤怒,所以我很愉快地退了一步(聯繫這樣的事實即像其他社會主義政治家一樣,他有他自己的鄉間別墅)說:「我很高興我們瞭解這樣的事實,財政大臣是一位樂意存錢的好手。我知道他主張在保守黨居住的好地盤上購置房產。」

  沒有人說下議院的答辯必須敏銳機智才算有效。但這場問答振作了保守黨議會黨團搖搖欲墜的士氣,我本人的名聲也大大提高了。

  就在這時,亞曆克·道格拉斯—霍姆作為霍姆勳爵已經回到了上議院。他同意主持審議選舉領袖的程序。11月20日星期三,我收到了傑弗裡·芬斯伯格的短信。他是我鄰座的議員,也是我的朋友。他的信說:「如果你競選領袖,很可能獲勝——就我來說,我希望你成為候選人,我會盡我所能幫助你。」可是我仍然沒有看到這種可能性。在我看來,雖然基思因埃奇巴斯頓演講而引起了軒然大波,我們的候選人還必須是他。

  第二天下午,我正在下議院的辦公室裡埋頭研究那份財政法案,電話鈴響了。是基思,他想看看我是否在,他有話要過來對我說。他進門的一刹那我就感到了事情的嚴重。他說:「我很遺憾,我確實不能競選了。自從我作了那次講話以後媒體就把我的房子圍住了,他們一點情面都不講。海倫(他的妻子)受不了啦,我已決定實在不能作候選人了。」

  他的情緒明白無誤,他已經下定了決心。我快要到了絕望的邊緣。我們不能就這樣把保守黨和整個國家丟給特德牌的政治而不顧。我聽到自己在說:「基思,是這樣,如果你不打算競選,那我就參加競選,因為總得有一個代表我們觀點的人出來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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