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65)

六五

　　保守黨，不受任何教條支配，不依賴任何一種利益，廣泛植根於整個國家。我們的目標就是要在這次選舉中贏得下議院的明顯多數席位。但是，我們首先要用這個多數去團結全國。我們執政時不會採取狹隘的宗派主義。獲勝之後，我們將同國內其他黨派和其他利益集團的領導人協商和會談以保證國家的政策得到所有懷著美好願望的人們的贊同和支持。我們將邀請黨外人士和我們一起來克服英國所面臨的困難。

　　人們可以設想這些將與保守黨人一起參加政策工作的沒有明確指明的人，包括工黨的一些右翼成員，也許還有自由黨人。後者一直公開地爭取建立聯合政府。這類說法使我十分不安。不僅如此，正像迪斯雷利當首相對的英格蘭一樣，我不喜歡聯合政府。具體來說，這種說法削弱了我在自己負責的領域內所作出的保證的信譽。黨派之間就這些承諾做什麼交易，誰能說得清呢？

　　特德在10月2日星期五召開的保守黨記者招待會上強調，他作為首相時將願意吸收非保守黨人參加一個包括「所有人才」的政府（党和人才在這裡被認為是同義語）。明確的保證和含蓄的靈活性之間的矛盾，有使我們的競選運動變得毫無意義的危險並使影子大臣之間產生分裂。

　　現在我們已經進入最後一個星期了。我還是不能相信我們會獲勝。民意測驗顯示，自競選運動開始以來，我們大大落在後面。但是我感到我的住房和地方稅政策已證明是政治上的勝利，儘管在重要報紙上受到過批評。我還想，通過剩下幾天的工作，利用現在對國民政府所持的含糊態度，也許我們能夠蒙混過關。

　　星期四，我在倫敦地區的競選活動中繼續大力為我們的住房政策辯護，同時對通過城市化能使「社會主義鑽進來」的做法進行了攻擊。那晚，特德叫我去威爾頓街見他。他的顧問們顯然一直在催著他再前進一步。要他開始談論建立聯合政府的可能性。因為人們都知道我出於戰略的策略原因堅決反對這麼做，還因為第二天晚上我要在甫安普敦的廣播節目「回答問題」中露面，我被召來是為了向我講述新的方針。特德說，他現在準備號召建立一個顯然是「人民」所要求的國民團結政府，我生氣極了，畢竟是他自己堅持要我把住房和地方稅政策盡可能搞具體，但現在當競選運行幾乎要結束的時候，他卻將宣言中的保證拋棄了，因為他發現這樣他就似乎更有可能返回唐寧街。

　　總之，我想像不出來為什麼他把自己想像成聯合政府可能的領導人。這時的特德是造成不和的人物，雖然他自己確信他代表著「共識」。「共識」不符合他以往的作為，又違背他的性格，而且其他人也不是這樣評價他。而我自己決不準備收回在他堅持下我一直倡導的政策，我很不愉快地離開了。

　　在「回答問題」的廣播節目中，我讓步說，如果我們不能取得明顯多數，也許需要建立聯合政府。不過我的條件是，我本人決不和邁克爾·富特、托尼·本這樣的左派在一個政府裡共事。也許還可再補充一點，即基思·約瑟夫和我參加一個由出色而優秀分子組成的聯合政府的可能性很小——事實上，這比特德領導這個政府的可能性大不了多少。

　　競選的最後幾天主要都是由於談論聯合政府而帶來的各種難堪問題。在保守黨10月7日星期二的最後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我堅持自己的職權範圍，坐在特德·希思旁邊重複著宣言中的保證。兩天以後的竟選結果說明，雖然選民們一般願意給少數派的工党政府有效治理國家的機會，但仍然對他們有很大的不信任。工黨最後以3票的多數獲得總席位多數，這不大可能使他們執政到屆滿。保守黨結果獲得277個席位，而工党獲得319席，保守黨的表現還可能更糟，但這種情況很難表明選民認可我們的方針。

　　第四節基思引退

　　雖說我在芬奇利選區的多數票下降了一些，我的競選活動還算好，人們認為我搞了一次不錯的競選活動。甚至有一種說法開始流傳，說我可能成為保守黨領導人。對這種說法記者們的興奮程度超過了我自己對這個問題的信眼程度。就個人而言我為特德感到難過。他熱愛音樂，有一個不大的朋友臼子，而政治則是他的生命。不僅如此，那年他還遭受了一系列生活上的打擊，他的遊艇「晨雲」號沉沒了，他的孝子也因而喪生。競選的失敗對他則是又一次打擊。

　　然而，我想特德無疑現在該下臺了。在先後4次大選中他失敗了3次。他本人不可改變了，他過分維護自己過去的政績，因此完全看不到徹底改變政策的必要性。所以，儘管我不願去證實自己可能成為保守黨領袖的說法，但這無助於特德繼續留任現職。這倒是有利於基思接替他。事實上，到了那個周未，我事實上已經成了基思的非正式的競選經理人。這樣我阻止了人們對我的前途的猜測。例如，10月11日星期五我對倫敦《新聞晚報》說：「你們可以把我的名字從候選人名單上劃掉。」

　　同樣，我於10月15日星期二告訴《旗幟晚報》：「我認為女人走到党的最高職位是極其困難的……我一向認為一個人要想作領袖必須擔任過3個要職中的一個……這些職位讓你自信，也讓別人對你有信心。」

　　此後，到10月19日星期六，基思在伯明翰的埃奇巴斯頓作了一次演講。這並不是為改變保守黨的思想而準備的系列重要演講之一，也許因此而沒有事先在基思的朋友和顧問中廣泛傳閱過。當然了，我對其中的內容一無所知。人們普遍認為是埃奇巴斯頓演講使他失去了當領袖的機會，演講中的下列論斷起了破壞作用：「我們的人口，我們人類的平衡受到了威脅」。他接著哀歎說、那些「處於社會第四、五階層的懷孕婦女」是「最不適合將兒童帶到世界上來的」母親，這些母親生的孩子的比例是高的而且在上升。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最具煽動性的言論倒不是出自基思之口，而是摘自一篇由「貧困兒童行動小組」發表的兩個左翼社會專家的文章。然而人們很快就忽視了其中的區別，因為從主教、小說家、學者、社會主義政治家到評論家都急不可待地譴責基思是瘋狂的優生學論者。

　　另一方面，民意測驗顯示基思受到公眾的廣泛支持，來信裝滿了6郵袋，其中一封具有典型意義的信，據《旁觀者》報的戴安挪·斯皮爾曼分析，概括了來信者的心情。這封信是由一個沒有文化的人簡單地這樣寫的：

　　親愛的約瑟夫先生：
　　你是完全正確的。

　　因為，這次演講除了那幾句倒黴的話以外，還提出了有關家庭衰退、道德敗壞以及放縱的社會的危險等能打動人心的觀點，並把所有這些與社會主義和平均主義相聯繫，提出了「重振不列顛道德」的長遠目標，正如基思為經濟政策所做的一樣，他這次演講是試圖為保守黨的社會政策提供一根支柱。麻煩在於他建議更廣泛地使用避孕手段作為解決他所列舉的社會問題的唯一短期方法，這使那些可能已經對他的更高層次的道德觀有好感的人離開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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