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64)

六四

　　基思的系列政策演講共有三次，最後一次於9月5日星期四在普萊斯頓舉行。（當時他是影子內閣的內政大臣）。早些時候影子內閣就基思的觀點進行了討論，但未作結論。特德拒絕了基思提出的對經濟進行全面重新估價和討論的要求。基思決定，他的意見既不能就此被壓制下去，也不能扔在一邊無人理睬，他宣佈他要就經濟政策發表重要講話。特德和我們大多數同僚都極力阻止他這樣做。傑弗裡·豪和我被認為是影子內閣中最可能影響他的兩名成員，因而被派去設法說服他不要這樣幹，至少要降低他要講的內容的調子：不管怎樣，基思給我看了一份講話初稿。這是一篇我所看到過的作出了最具影響力和說服力分析的講話稿。我沒有提出修改意見。就我所知，傑弗裡也沒有。普萊斯頓演講至今應仍然被看作是為數不多的從根本上影響過一代政治家的觀點的演講之一。

　　這篇演講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詳細地陳述了貨幣主義的方針。它那憂鬱的開場白說：「我們的社會正面臨著被通貨膨脹毀滅的威脅。」這種說法通常會被看作為危言聳聽。但當時通貨膨脹率達17％，且居高不下，通貨膨脹對老百姓生活的影響使他們感到束手無策。這種情況只能使基思所說的歷屆政府都對通貨膨脹達到如此地步負責的說法更具有爆炸性。他不接受影子內閣所持的觀點，即通貨膨脹是「進口」的，是全世界物價猛漲造成的。事實上，通貨膨脹是貨幣供應量過分增長的結果。他解釋說，「鬆馳的貨幣政策和出現通貨膨脹之間有幾個月或甚至一兩年」的時間差。他也含蓄地——當然也是準確地——指責希思政府造成的剛剛開始的通貨膨脹問題，而且下一年還會增長到災難性水平。他同樣拒絕把收入政策作為抑制通貨膨脹的手段。整篇分析細緻入微而且咄咄逼人：

　　「僅僅把收入政策（我想僅僅這個詞是對影子內閣官方路線的一個小的讓步）作為抑制過量貨幣供應造成的通貨膨脹的方法，就像為了堵住一根漏水的管子不去關龍頭而是試圖堵住漏洞一樣，堵了一個還會發現有兩個……但是在今年以前很久，我們就知道所有這些論點了。1966—1970年間我們處於反對黨地位時，就曾使用過這些論點。那麼我們為什麼又試圖使用收入政策呢？我想我們拼命要信奉它是因為我們實在害怕它的替代物：合理的貨幣政策。」

　　（當然，我在1968年保守黨政治研究中心的演講中也接受了貨幣主義的分析，所以我感到這也同樣適用於我。）

　　基思於是指出我們搞災難性的180度大轉彎的根本原因——害怕失業。當失業人數達到100萬時，希思政府感到緊張了。不過，基思解釋說，這個失業統計有些水份，因為它包括「短期失業」——即有些人暫時沒有工作，正在調換工作——還有一大批人由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是可以解雇的。同樣，還有大量假失業，這些人在有收入的同時領取著救濟金。基思指出，事實上真正的問題在於勞動力不足，而不是過剩。他說，由於控制貨幣供應量抑制通貨膨脹，可能會有暫時增加失業的危險，對此我們應當有所準備並予以承認。但是要想壓低通貨膨脹（通貨膨脹本身就減少就業機會，以後基思和我將多次提到這一論點），貨幣量的增長就必須受到控制。基思沒有爭辯說如果我們的貨幣供應正常，那麼其他一切都會正常。基思特別指出這不是他的觀點。不過，如果我們不能實現貨幣控制，我們就絕不能實現任何其他經濟目標。

　　普萊斯頓演講的影響是巨大的。當然，他讓特德和保守黨權勢集團感到極為難堪。有些人仍然希望，關於可怕的社會主義的警告，加上暗示組織國民政府以及我們關於抵押貸款利率和地方稅的新政策，就能使保守黨重新執政——基思演講當天的一次民意測驗表明我們領先工黨兩個百分點，這又助長了上述錯覺。普萊斯頓演講使基思的戰略真相大白，因為很清楚，如果保守黨重新執政並由特德·希思擔任首相，就幾乎不可能像基思鼓吹的那樣對政策進行重估。基思本人很謹慎，他決定在威爾弗萊德街的政策研究中心裡多花些時間而少去威斯敏斯特，因為這裡他的一些同僚對他十分惱火。就我來說，我根本沒有看到任何真正使我們党獲勝的機會。在短期內，我準備盡我所能為我們的政策而鬥爭，為這些政策辯護是我的責任。從長遠看，我確信我們必須使整個黨跟上基思的思路，而且最好是在基思的領導下。

　　第三節特德孤注一擲

　　保守黨的競選宣言，由於對報界走漏了消息而於9月10日星期二提前公佈了，這時約在宣佈大選前一個星期。當我正在主持切爾西古董交易會的開幕式時，有人提出關於這件事的問題，這使我很吃驚。這樣公佈競選宣言，特別是在我們並沒有什麼新東西的情況下，絕不是竟選運動的好開端。不過，從兩天以後影子內閣的所做所為可以清楚地看出，真正讓希思和他的核心擔心的是基思——在較小的程度上還有我——可能說什麼，特德發出了命令：我們只能談宣言，不能談別的，財政策的任何發揮都必須經過與有關發言人、保守黨主席和他本人討論。影子內閣成員必須把精力特別集中在他們自己負責的問題上。所有的人都明白這些話是沖著誰來的。

　　下一個星期三正式宣佈大選將於10月10日星期四舉行。早在這以前，我實際上已經為競選運動進行活動了。星期一，我在西北區演講，支持弗格斯·蒙哥馬利，他是我極好的議會私人秘書（下議院前座談員的眼睛和耳朵）。星期二，我在住房營建者聯合會的一次會議上就我們的政策答覆有關的提問。星期三全夭我都在接受一家叫作《退休前的選擇》雜誌的採訪。這件事後來又來煩擾我，下面我將對此作出說明。星期四，影子內閣就競選一事再次進行廣泛討論。第二天，議會解散了，議員們回到他們的選區去，競選活動隨之正式開始。

　　我從來沒有像在這次競選活動中這樣頻繁地在媒體面前出頭露面。工黨認識到住房和地方稅問題方案是我們競選宣言中僅有的兩項吸引人的政策，於是他們立刻就開始批評我們的這兩項政策。9月24日星期二，托尼·克羅斯蘭把這兩項政策說成是「一派謊言」。（也是在這次記者招待會上，丹尼斯，希利拋出了他那臭名昭著的發言，聲稱通貨膨脹率按3個月的數字計算是8．4％，而實際上年通貨膨脹率為17％。）為了繼續開展辯論，我馬上發表了一項聲明反駁這一指責，這樣會引起人們注意我們的政策，那天晚上我在芬奇利說，降低抵押貸款利率將是新的保守黨政府採取的第一批行動之一。

　　然後，為了達到同樣的目標，經與特德和影子財政大臣羅伯特·卡爾商議之後，我在星期五早晨中央總部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宣佈說，如果我們獲勝的話，降低抵押貸款利率可望「于聖誕節」時實現。第二天早晨的主要報紙都在顯著位置報道了這條消息，我被稱作「撒切爾聖誕老人」。人們普遍認為我們在競選中第一次取得了主動。到了下個星期一，我在黨的競選廣播節目中稱這一點是「堅定的，不可動搖的承諾」。而政治的嚴酷性在於，儘管我對提出保證是否明智有保留，我們將只能不惜一切代價來兌現它。

　　就是在這時，我陳述住房和地方稅政策的方式第一次與特德要求在競選運動中採取的總方針相矛盾。在他的堅持下，我已經使我提出的政策盡可能明確具體。但是在宣言中，特別是開篇的部分，還故意表達了這樣的意思，即保守黨可能考慮某種形式的國民政府，並且因此將對提出的政策採取靈活的方式，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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