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58)

五八

　　在福拉德街我家的寓所裡，丹尼斯和我在燭光下談論著政府當時所處的困境。很清楚，政府犯了許多錯誤。而且，如果我們想辦法度過了當前的危機，那就必須對政府的方向提出一些根本性的問題。然而，無論我們已經採取的做法有多麼不同，無可置疑的是，我們現在面臨著一場我們必須獲勝的鬥爭。不同程度地受到其他工會和工党支持的礦工，正在違抗議會制定的法律。那些鬥士們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搞垮政府並一勞永逸地表明，英國只能按照工會運動的意向進行管理，這一點不僅是我作為保守黨內閣大臣不能容忍，而且其他千百萬看到國家基本自由受到威脅的人也不能容忍。丹尼斯和我，我們的朋友和大多數我們党的工作者們都感到，我們現在必須接受挑戰，而且唯一的方法就是舉行大選並贏得大選。從這時起，我一有機會就極力倡導這一見解。

　　然而，特德·希思的態度使我感到吃驚和困惑。他似乎脫離了現實「他更關心第三階段的前途和石油危機，而不是政府的生死存亡這個迫在眉睫的問題。內閣的討論集中於策略和細節，從來不談根本性戰略。這種內容的討論也許可在其他場合進行，但我說不準。無疑，他們缺乏緊迫感，令人不可思議。我想，這是由於特德心裡想拼命避免進行大選，因而不願嚴肅地考慮舉行大選的可能性。最後，也許正如我們有些人猜想的，由於他的核心成員對這個問題意見分歧，他終於在1月14日，星期一分幾批把我們召到唐寧街10號他的書房去見他。

　　到這時，我們離2月7日——最好的、最可能早的日期——大選的最後限期沒有幾天了。在我們這一批去唐寧街10號的人中，主要是約翰·戴維斯和我發表講話。我們二人都強烈地勸說特德面對事實，不能讓工會這樣違抗法律和民主選舉的政府的政策。我們應及早舉行大選並問心無愧地為「誰統治英國」的問題而進行鬥爭。特德很少講話。似乎他要我們來只是為了走形式而不是出於任何其他目的。我看得出他不同意我們的意見，雖然他沒有這樣說，我離開時感到沮喪。我仍然相信，如果他早一些舉行大選，我們可能有突破，因為我們有可能將競選運動集中於工會權力問題。

　　1月24日星期四這一天內閣開了兩次會。當時擔任能源大臣和党的主席的彼得·卡林頓主張對電力限制放寬些。但是，由於上邊我所說的原因，我們之中許多人都對這種建議感到優慮。那天晚上舉行的第二次內閣會議是在全國礦工工會執委會為罷工決定進行投票後舉行的。這或多或少使形勢發生了變化，更加有利於採取謹慎從事的態度，儘管對限制措施稍有些放鬆。我感到，贊成罷工的票可能占多數，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接下來就要進行大選運動了。

　　下一個星期三，1月30日，礦工投票結果尚未揭曉，內閣召開了緊急會議。特德告訴我們內閣已經收到了工資委員會關於各種工資比照級差的報告。問題是，我們是否接受這個報告並建立一個新機構以便調查因「比照級差」而提出的工資要求。礦工們一向揚言要求提高他們的比照級差工資——因此他們拒絕了特德提出的「社交時間加班工資」，而且這一提議適用於所有倒班的工人。工資委員會的報告可能為他們在收入政策範圍內解決問題提供基礎——尤其是因為該報告特別支持這樣一種意見，即由於「外部事件」而使某種工業的重要性產生的相對變化，也可作為決定工資時考慮的一個因素。迅速增長的石油價格正是這麼一個「外部事件」。

　　我們感到政府沒有其他選擇，只有建立處理有關「比照工資級差」的機構。不這樣做會讓人看來似乎我們在極力設法阻止礦工問題的解決，何況我們已經接受了有關「比照工資級差」問題的報告。而且當時很可能舉行大選，我們的每一步驟都要考慮公眾輿論。

　　但是，對於如何做到這一點，還有重要的策略問題。我們可以把要求英國職工大會接受工資政策的原則作為條件。我們可以規定，在工資委員會進行調查時，礦工要復工並接受國家煤炭局現在提出的條件。在當時情況下，這些條件並非不合理，但是英國職工大會和全國礦工工會卻很可能不接受。

　　特德和幾個大臣一起起草了給英國職工大會和英國工業聯合會的信，信中提到把礦工接受當時國家煤炭局的條件和復工作為條件。該信邀請英國職工大會和英國工業聯合會進行談判。我猜想特德對這封強硬的信稿並不那麼高興。在心靈深處他想要把問題了結，而且直到最後時刻他還相信他會取得成功。但是到這時，甚至他在內閣中最親密的朋友都想要與礦工見個高低。政府核心集團內部的分歧在提前大選的問題上已經暴露出來。我想，起草上述信件的小組內也存在同樣的分歧。

　　最後，內閣淡化了信的內容，不再把礦工接受國家煤炭局提出的條件作為條件，也不把英國職工大會與大臣們進行談判的建議作為附加條件。這封信發表了。當我們第二天再開會時，大家普遍感到新聞報導反應是好的，因而我們重新得到了月初在英國職工大會提出的條件問題上失去的某些主動權。但事實上，我們這時承諾了接受建立「比照工資級差」機構的建議以及它可能隨之提出的任何意見。很清楚，礦工很可能贏得工資的大幅度提高。如果我們繼續前進並舉行大選。前景將是：我們在大選後馬上會面臨另一次威爾伯福斯法庭調查。當時它具有策略意義。但是，回過頭來看，我必須相信，有些人正在為收買礦工準備條件。

　　當2月5日星期二我們得知，參加全國礦工工會投票的81％的選票支持罷工時，大選是肯定要進行了。對舉行大選的推測達到狂熱程度，勢在必行。兩天以後，當特德在內閣告訴我們他決犀舉行大選時，我想我們沒有人感到吃驚。大選將於2月28日星期四舉行，也就是說要儘快舉行。威利正式建議將礦工的要求提到工資委員會去進行比照工資級差的研究。他婉轉他說明他這樣做的理由，完全是為了在大選時人們不可避免地提出，「如果你們獲勝，你們將如何解決礦工問題」時，我們有話可說。然後內閣作出同意威利提議的重大決定。

　　由於大選的緊急性質，我甚至連宣言中教育部分初稿的擬定都沒有參加，宣言在幾天之內就發表了。儘管陳述了成績，但新東西很少。無論如何，宣言的突出主題是清楚而鮮明的；在危機時期需要一個堅定和公平的政府。主要的新承諾是修改社會保障制度，為罷工者的家屬付社會保障金。除了通貨膨脹和工會權力問題外，11％的抵押貸款利率為我們製造了政治上的困難。自然，人們問我的問題主要是關於教育方面的事情。

　　威利·懷特洛和我在競選過程中出席了羅賓·戴主持的「選舉訪談」電視節目，問的也是這類問題。但是，在回答一個提問時，我強烈地表達了我對聯合政府的觀點：如果設想你的政府是由所有最聰明的人組成的，這些最聰明的人對於要做的工作會有一致的看法。我想這是一個錯誤的設想。你可以讓兩個專家去解決任何一個問題，而他們兩人事實上不會有一致的解決辦法……在聯合政府中，你必須放棄自己的很多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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