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57)

五七

　　再者，經濟增長的速度大快，很難持續發展，對這樣一種尚未進行減少管制、沒有實行私有化和沒有進行削弱工會權力改革的經濟來說就更是如此。公共開支也上漲得太快，而且我們在尚不瞭解石油價格提高的全面影響之前就已經在討論減少公共開支了。事實上，我們並沒有像我們所誇耀的那樣使英國的工業「現代化」一重要的是，因為只有工業而不是政府才能有效地使工業本身「現代化」，更糟的是，由於對通貨膨脹火上澆油，加之，太多地代替經理人員和工資談判人員作出決定，我們為工業取得成功恰恰創造了錯誤的氣氛。

　　然而，即使先不去管上述這些情況，認為石油價格的飛漲僅僅是「倒黴」的基本論點是根本錯誤的。是政府未能全面考慮有關情況，從而妨礙了經濟計劃的實施。而且，正常運轉的市場經濟能夠非常敏感地對每一個信號作出適應性的反應從而可以避免由於壓力的積累造成急劇的混亂。

　　顯然，由於那年秋天的阿以戰爭可能導致石油禁運和石油價格上漲，形勢更加惡化。由於礦工的勞工行動影響更加深入，我們不再能控制局面的意識也加深了。無論如何，我們必須擺脫這種困境。這就使得儘快舉行大選日益有吸引力。如果我們重新當選，我們究竟會幹什麼，這一點當然難以確定。也許特德會喜歡朝管理型的經濟繼續走下去。其他人可能會願意向礦工付丹麥金而尋求一種較安寧的政治生活。基思和我，還有保守黨議會黨團中大多數人主張摒棄當時政府的總體主義和國家主義的標幟，回到我們自1972年初離開的自由市場經濟方針。

　　確實，基思和我除了交換對經濟政策缺點的看法之外，也對政府在阿以戰爭期間所採取的姿態極為惱火。為了從石油生產國獲得有利的待遇——這些國家正在限制對西方國家的石油供應一政府拒絕譴責破壞1967年停火協議的阿拉伯國家，而且我們還對雙方都實行了武器禁運，從而剝奪了以色列人所需要的備件。政府還拒絕允許美國人使用英國基地以便為以色列繼續提供供應。

　　作為芬奇利選區的議員，我對在英國的猶太人對我們的政策的感覺有第一手的瞭解。戰爭開始的幾天對以色列特別不利——形勢比1967年糟得多——我每個小時都聽新聞。內閣中有些艱苦的討論。亞曆克·道格拉斯—霍姆不失風度地為該政策辯護，而特德則決心頑強地控制住對這個問題的討論，在他看來這個問題將決定我們整個經濟戰略的成敗。最後，他直言相告，部長們正在傳閱他的便條，上面提出了要求他們表示贊同的公開路線。

　　第六節遭到報應

　　11月13日星期二內閣充滿了憂鬱的情緒，因為每個戰線的危機都在加劇。托尼·巴伯告訴我們，這一天的10月份貿易數字將顯示出另一個大赤字。人們在談論削減公開開支和提高稅率（最低借貸利率事實上已提高到13％的創記錄的水平）。看來還得再宣佈一次緊急狀態，並且要下命令限制商業建築物照明和取暖用電。甚至還在談論要發石油票。我當時不知道的是這些措施中還包括停止學校取暖用電的計劃；事實上，我只是在第二天無線電廣播新聞中才聽到這一消息。我極為生氣，一方面因為這是一個政治上愚蠢的行動。另一方面是因為事先沒有與我商量過。我進去找工業大臣湯姆·博德曼，在經過外交家們稱作的坦率交換意見之後，這一措施停止實行。

　　然而，關於學校取暖問題的不同意見是更廣泛的爭論的一個部分，一直持續到宣佈大選之後。當我們要在節約能源的措施問題上做決定時，我們是應當偏嚴些呢還是應當偏松些？這不僅僅是個技術問題；因為我們不知道礦工禁止加班加點的命令將持續多久，在甚麼時候或會不會升級為一次罷工，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工業能夠克服電力短缺的困難。在這種情況下，很自然地至少要密切地看一看政治方面的影響。

　　但在這方面也存在大量不確定因素。採取最嚴格的節能措施肯定將有助於使一般公眾確信，在國際上出現嚴重經濟問題的時刻，這是由工會的好鬥性引起的真正的緊急狀態。但是，也有這樣的風險，即人民因限制措施而發怒，特別是有些看來不必要的小的措施，如晚上10點半以後關閉電視廣播的決定。然後，此後的任何放鬆措施，當然又都會遭到批評，說這表明我們過去是小題大作了，而且無疑，首先是保守黨出於政治原因造成的。

　　12月初，特德採取了一個精明的行動。他將威利·懷特洛從北愛爾蘭事務部調回，代替莫裡斯·麥克米倫擔任就業部大臣，威利既隨和又老練，如果要想找到與礦工的鬥爭的出路，這兩種素質的結合是特別必要的。政府的地位也增強了，因為，也許是出人意料的，由於公眾對礦工的行動很憤怒，民意測驗表明我們明顯領先於工黨。在這種情況下，除了最好鬥的工會會員外，都擔心對抗將促使大選的來臨。不久，新聞界對這方面的推測開始增多。

　　12月13日星期四，特德宣佈實行3天工作周以節約能源。他當天晚上還作了廣播講話。這給人一種危機感，使得全國意見兩極分化。最初，工業產量或多或少停留在原來水平，這本身就說明英國工業不少部門效率低和超員。但當時我們並不瞭解這一點。我們也不可能知道3天工作周能維持多久。我發現保守黨內部強烈支持政府採取的措施。對幾天以後宣佈的削減12億英鎊公共開支的必要性也是理解的。

　　在這一階段，我們相信我們可以依靠工商界領導人。聖誕節前不久，丹尼斯和我去蘭伯赫斯特參加一個朋友家的晚會。由於削減供電，我們借助果醬瓶裡的燈光上了樓梯。整個氣氛頗有戰爭時期的味道。那裡的商人都一致認為：「要反抗他們、奮戰到底、送他們走、我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這些話在當時都是很鼓舞人心的。

　　似乎沒有一個體面的或令人滿意的辦法解決糾份。與全國礦工工會的談判沒有任何結果。如果全國礦工工會在此條件的基礎上恢復工作的話，政府提出將立即對礦業和礦工工資的前景進行調查，但這個建議被全國礦工工會斷然拒絕。1974年1月9日，英國職工大會在全國經濟開發理事會會議上表示，如果給全國礦工工會提供更多的好處，他們將不把這一點作為解決其他問題的談判依據。

　　托尼·巴伯拒絕了職工大會的這一表示。從而失去了一個解決問題的機會。第二天托尼向我們解釋說，他認為那是一種宣傳伎倆，而不是一個嚴肅的表態。儘管後來內閣同意繼續就英國職工大會的表態進行工作，邀請了英國職工大會的人到唐寧街10號來舉行了幾次長時間的會議，然而損失已經造成了：看來好像我們對這個問題不感興趣。我們如果接受了職工大會的表態，我們的處境會好些，會使英國職工大會為難。事實是，英國職工大會的表態無疑使我們處於被動地位。這一事件給我的教訓是，在其後果未得到充分權衡以前，既不要接受也不要拒絕任何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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