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55)

五五

　　我知道，我不是唯一讀了這些東西後感到不自在的保守黨黨員。我應該辭職嗎？也許是應該辭職。但是，我們這些不喜歡當前事態的人們還沒有對形勢作出分析，也沒有制定出一條替代方針。實在他講，我的辭職也不會起很大作用。我的地位不夠高，因此我的辭職只不過是最小的「局部困難」。我有更多的理由讚揚像約克·布魯斯—格丹、約翰·比芬、尼克·裡德利，當然還有伊諾克·鮑威爾這些人，他們在下議院的發言中和在報紙上發表的文章中揭露了這些愚蠢的做法。

　　在1972年3月以來政府所執行的政策和我的政府以後執行的很不同的方針之間也有著直接的聯繫。一名叫作阿蘭。沃爾特斯的有才華的但鮮為人知的貨幣主義經濟學家辭去了中央政策審議部的工作，然後不僅尖銳地批評了政府的方針而且還正確地預言了將來的發展前景。

　　我們1970年所採取的方針還要蒙受一次打擊：它不久就發生了。這就是勞資關係法實際上的滅亡。從來沒有人設想過該法會造成個別工會會員進監獄。當然，如果搗亂分子一定要殉難的話，沒有法律條文能夠防止這種不太可能發生的事。雇主和碼頭工人之間一個長期的關於「集裝箱化」的糾紛就提供了發生這種事情的機會，1972年3月，全國勞資關係法庭因運輸與一般工人工會違抗准許船隻進入利物浦港的命令而對核工會罰款5千英鎊。

　　次日，由於工會蔑視法庭命令，在碼頭上採取了次級糾察行動，該工會被罰款5萬英鎊。運輸與一般工人工會堅持認為，它不能對它的車間代表的行動負責，但全國勞資關係法庭於5月裁決否決了這種看法。然後，突然間，上訴法庭推翻了這些判決，並裁定運輸與一般工人工會沒有責任。因此，那些車間代表個人要對發生的事負責。這是極為令人不安的，因為它開創了工會會員進監獄的可能性。在下個月，3名參加抵制行動的碼頭工人由於拒不到全國勞資法庭出庭而受到逮捕的威脅。此刻有3萬5千名工會會員開始了罷工。最後，代訴人請求上訴法庭阻止對工人進行逮捕。然後在7月份，另外5名碼頭工人由於蔑視罪而被監禁。

　　左派是冷酷無情的。在議會裡，議員們對特德群起而攻之。同情罷工擴展開來了。造成全國性報紙關閉5天。英國職工大會號召進行一天的總罷工。然而，7月26日，上議院推翻了上訴法庭的決定，並確認工會應對其會員的行為負責。因此，全國勞資關係法庭釋放了這5名碼頭工人。

　　這大體上就是勞資關係法的結束，儘管並不是碼頭上的風潮的結束。隨後發生了一次全國碼頭工人罷工，並宣佈了另外一次緊急狀態。這次罷工到8月才結束，而且滿足了碼頭工人的大多數條件。在9月份，英國職工大會的年會又雪上加霜，開除了拒絕按照職工大會的指示撤銷其按照勞資關係法註冊的32個小工會。由於我同黨一樣對勞資關係法抱有滿腔熱情，我對這種情況感到震驚。

　　第五節走的太遠的180度大轉彎

　　1972年夏天，繼通貨再膨脹和對工業進行干預之後，新經濟方針的第三方面在我們面前展示出來。這就是企圖通過與工業聯合會和英國職工大會進行『三方』談判，就物價和收入問題達成協議。我們儘管沒有明確的工資政策，但自1970年秋天我們制定了工資增長不超過1％的政策以來，我們就一直生活在一個「規範」的世界中。我們制定此政策就是希望能降低現行工資談判中提出的增資「幅度」。礦工問題的解決辦法引人注目地破壞了這項政策。但特德得出結論認為，我們應進一步向前走而不是後退。

　　從1972年夏天開始，我們的目標是制定更加複雜的物價和收入政策，而且決策的中心越來越離開了內閣和議會。因此，我只能部分地敘述事情的經過。內閣僅僅能從特德那裡聽到實際上在其他地方制定了什麼政策，而大臣們日益陷入多變的、複雜的工資談判的細節中。政府一方面對工資的細節的關心達到執迷不悟的程度，而另一方面在最後達成的交易上又表現得無能為力。事實上，最重要的結果是使大臣們分散了精力，忽視了重大的經濟問題，而且當我們應該向前看，看到那些正在出現的威脅時，卻被無關緊要的小事蒙住了眼睛。

　　從7月初至10月底，政府與英國職工大會和全國工業聯合會進行了三方談判。在這期間政府在用壓低工資要求來控制通貨膨脹的目標方面取得了很大進展。然而，它卻使我們在其他方面滑坡了。英國工業聯合會提出爭取英國最大的200家公司「自願」限制價格，將下一年的價格增長限制在5％之內。作為交換條件，我們著手將國有化工業的價格增長控制在同樣水平，其代價是高昂的，這是自尋失敗的政策，意味著這些國有化企業繼續賠本。而英國職工大會利用在三方會談中賦予它的作用，自己另搞了一套經濟政策。

　　與我們當選時承諾的政策完全相反，它們要求採取行動降低公房租金（這將破壞我們打算使租金接近市場水平的住房財務法案）。它們要求控制利潤、紅利和價格，目的是從收入和財富的再分配中獲得好處（換句話說就是實行社會主義）。他們還要求廢除勞資關係法。對英國職工大會9月份舉行的年會提出的這些要求，特德都是相當認真對待的。他需要研究使低收入工人的工資得到提高，但不會帶來其他工人工資也相應提高的方法。換句話說，我們全盤地走到了社會主義陣地上來，即低收入——無論怎樣定義——是一個由政府而不是由市場的作用來解決的「問題」。事實上，政府建議下一年工資的增長限於每週2英鎊，同時工業聯合會同意在同期內價格增長最多不超過4％，並同意延長政府的5％經濟增長「目標」的期限。

　　無論如何這是不夠的。英國職工大會不願意——也許不能夠——限制工資增長，10月底，我們在內閣中對從這時起進一步走向法定政策的論點進行了詳盡的討論，持這種論點的人主張從凍結工資人手。我們當時的心態是異乎尋常的，就我的回憶來說，無論是當時還是以後，內閣中沒有任何人由於這恰恰是我們在1970年大選的宣言中拒絕考慮的政策而提出過反對意見。然而，沒有人可以指責特德不願多走一步。他只是極不情願地承認英國職工大會是無法說服的。因此，1972年11月3日星期五，內閣作出了實行法定工資、物價政策的重大決定，並以凍結物價和收入90天為開始來實行這一政策。特德的話最為真實無誤了，他作總結時警告說，我們面臨著一個多事之秋。

　　隨著經濟政策的調整，內閣也進行了改組。莫裡斯·麥克米倫——哈羅德·麥克米倫的兒子——已從1972年7月開始從羅伯特·卡爾手中接過了就業部。後者在內政部代替了雷吉·莫德林的職務。現在特德提拔他的年輕追隨者了。他派彼得·沃克去代替約翰，戴維斯在貿易和工業部的位置。並提拔吉姆·普賴爾為下院領袖。傑弗裡·豪，一個天生的經濟自由派，進入了內閣，得到了管理物價和收入政策的苦差事。傳說還曾考慮派我擔任這個職務，如果確有其事的話，我只能感謝沒有派我幹這個差事。

　　越來越多的後座議員認為，新政策是一個走得大遠的180度大轉彎。當伊諾克·鮑威爾在下院問首相是否發瘋了時，在公開場合他受到了冷遇，但許多人私下裡同意他的看法。更值得注意的是，堅決反對我們政策的人，像尼克·裡德利、約克·布魯斯一格爾丹和約翰·比芬等被選為重要的後座委員會的主席或副主席，而且愛德華·杜坎，黨內的右派、特德的不共戴天的反對者成為保守黨後座議員19-22年委員會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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