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54)

五四

　　形勢逐漸惡化了。2月10日星期四上午當我們全都在內閣時，危機出現了。頭二天已經宣佈了緊急狀態。當時羅伯特·卡爾直接與國家煤炭局和全國礦工工會打交道以便尋找一條出路。約翰·戴維斯宣佈了一條爆炸性新聞，他告訴我們說，如今工人糾察隊已把守住大部分剩下的儲備煤使之不能運出，現有的煤甚至都不夠供應到下週末。此後，電的產量將下降至正常供應量的25％。電力的大幅度緊縮是不可避免的，大部分工業將停產。總檢察長報告說，勞資關係法中有關對付次級糾察行動、抵制供應以及引誘其他工人採取行動從而使商業合同無法履行的條款，到2月28日才生效。他認為此次罷工期間的大部分工人糾察隊的活動是合法的。根據刑法進行了幾次逮捕，但是，正如他所說的，「工人糾察隊的活動使得警察非常需要做出困難和富有敏感性的決定」。

　　這是一種含蓄的說法。約克郡礦工的左翼領袖阿瑟·斯卡吉爾已經著手在他的積極分子中樹立他的好鬥的名聲，1984—1985年期間，我所面臨的出於政治動機的礦工罷工就是他組織的。在內閣開會期間，內政大臣雷吉·莫德林收到了一個信息念給大家聽。伯明翰警察局長要求西米德蘭煤氣局把蘇特萊焦炭倉庫關閉，因為運輸車無法進入，5百名警察面對的是7千名糾察隊員。

　　明白他說，這是暴力的勝利，對左翼來說具有傳奇式的意義。對許多政治家的評論員來說，它證明誰也不能指望抗拒礦工。警察的自信心喪失無餘。從這時起許多高級警官更重視維持「秩序」而不是維護法律。實際上，這意味著不能維護個人反對暴民統治的權利——雖然公平他說，警察缺乏採取必要行動的裝備和膽量。對我來說，在蘇特萊發生的事情的重要性不亞于其對左派的重要性。我懂得，正如他們的所做所為，爭取使工會遵守法治的鬥爭不是在下議院的辯論廳裡進行，甚至也不是地方法院決定的事，而是在礦井和工廠內外，在那裡脅迫和恫嚇被允許橫行無阻。

　　現在特德鳴金撤退。他任命了一個以無人不知的威爾伯福斯勳爵為首的調查法庭。如今，權力危機已發展到這種地步，以致於我們只能坐在內閣辯論是否有足夠的時間來等待全國礦11會通過其會員投票來結束罷工。組織一次投票可能需要一個多星期。因此，當威爾伯福斯提出大量提高工資時，沒有人再想磨嘴皮子了。他提出的增資幅度大大超過了已生效的「不超過1％」的自願工資約束政策所允許的水平。

　　但是，當全國礦工工會執委會的好鬥的多數執委拒絕了調查法庭的建議，要求更多的錢和一大堆雜六雜八的其他條件時，我們驚呆了。用礦工工會主席喬·高姆萊的話說，他們提出的要求名單是很長的。

　　特德於2月18日星期五晚上把我們召集起來，商議決定怎麼辦。簡而言之，必須快點結束這場爭議。如果我們還需要再走一英里，那就把它走完吧！那天夜裡晚些時候，特德把全國礦工工會和國家煤炭局的代表召集到唐寧街10號，說服工會放棄要更多的錢的要求，同時對其他要求作出讓步，全國礦工工會執委會接受了，而且在僅僅一個星期之後礦工投票也接受了。這一糾紛過去了。但它對政府和實際上對整個英國政治的破壞作用繼續存在。

　　這件事的直接影響是使思想正統的人們確信，在像英國這樣的國家中，除了「總體主義」之外沒有別的替代辦法。2月20日星期日《泰晤士報》的社論明確指出：

　　在威爾伯福斯的解決辦法出臺後，如果政府想從它的工資政策的廢墟上找到什麼有用的東西的話，那就是它只有一條路可走，它必須與英國工業聯合會和英國職工大會進行正式的嚴肅的談判，以便確定一條走向有序的收入政策的道路。這要求與工業有關的各方面，但首先是政府本身清除老的靈丹妙藥。這不是丟面子，政府可以抓住這一最後時機，重建經濟政策。

　　驚魂未定、疑惑不解的大臣們願意聽到這樣的信息。失業的增加，上科萊德造船廠事件和礦工對政府的羞辱，這一切導致政府對其政策進行根本性的重新評估。我估計，首先是特德有這種想法，然後是其他大臣和內閣成員。這並不是說他拋棄了整個塞爾斯登方針，而是說他放棄了該方針的某些方面，而強調了其他方面，並重重地添加了一劑國家主義的經濟政策。這可能合乎他的性格和他對歐洲大陸的傾心，我們一直是經濟增長的熱心支持者，但我們現在是以犧牲健全的財政來促進增長。我們一直主張工業和技術現代化，但如今我們是依靠政府干預而不是競爭機制來確保現代化。我們一直從根本上混淆了『貨幣主義』理論和由工資帶動的通貨膨脹理論。現在我們忽視了前者，全盤接受了後者，已經達到如此程度以後我們實行了英國在和平時期從未實行過的對工資和物價進行最全面的調節的制度。

　　這些情況沒有一點使我高興。但是，如今很明顯，我們沒有能力抗拒工會權力。工會通過提出不負責任的工資要求迫使公司停業清理，使得工人失業，通過罷工造成國家生活停頓。勞資關係法本身看來已經成為沒有意義的空殼：它不久將變得完全聲名狼藉。我象大多數保守黨人一樣，對一項包括我們在1969—1970年制定的某些目標的政策，準備至少給予一次機會。我甚至準備暫時贊同某種法定的物價和收入政策，以設法限制蠻橫無理地濫用工會權力所帶來的損害。但是我錯了。國家干預經濟並不是最終對付過份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的辦法：因為它很快就與這些利益集團勾結起來。

　　星期一一般不召開內閣會議，因此，我事先在1972年3月20日星期一這一天安排了長期以來未能安排的一次科學方面的約會。為此，我未參加那天討論預算和新的工業白皮書的內閣會議。內閣的兩項討論都發出了改變戰略的信號，二者相輔相成。預算執行的是高度通貨再膨脹的政策，包括大大削減所得稅和購買稅，提高養老金和社會保障津貼以及對工業給以額外的投資鼓勵。很多人謠傳說托尼·巴伯和財政部對預算不滿意，是特德將預算強加於他們的。預算講話把這些措施說成是為了幫助英國迎接加入歐共體後所面臨的挑戰。這一事實多少確認了上述謠傳。它公開計劃大量刺激需求，而且有人爭辯說，在存在大量失業和閒置資源的情況下，提高需求不會造成通貨膨脹的升高。貨幣政策是提到了，但只是強調了它的「靈活性」；沒有為貨幣量的增長提出數量目標。

　　3月22日星期三，約翰·戴維斯發表了關於《工業和地區發展》的白皮書，該白皮書是1972年《工業法》的基礎。在我們的支持者和反對者看來，這是比預算更明顯的180度大轉彎。基思和我，也許內閣中還有其他人，對此是極為不滿的，有些不滿意見在報刊上透露出來了。據我回想，內閣對白皮書事先沒有討論：它通過預算報告向下議院提出，而在政府草擬階段一向按照預算措施的保密要求處於保密狀態。從這時開始我感覺到，工黨座位上的敵視情緒已經變成蔑視。我當時不在下院，但我讀到《泰晤士報》對約翰·戴維斯關於工業法案發言的綜合反應的報導：

　　跛足鴨中沒有比貿易工業大臣戴維斯先生看來更健康的了。他以本屆政府上任以來在下院聽到的可能是最為出色的講話開始對工業法案二讀的辯論。最後，工黨座位上的喝彩和保守黨議員的幾乎完全的沉默，比反對黨所能說的話更清楚地表明，政府在於預工業和援助各地區問題上的轉向是多麼徹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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