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53)

五三

　　第四節逆轉的路程

　　1972年1、2月份發生了3件事一礦工罷工，上科萊德造船廠的財務問題和失業總數達100萬。這3件事考驗了政府的決心並發現政府缺乏決心）當失業人數達到一個新的高度，特別是100萬大關時，總是令人震驚的。經濟學家們稱失業為滯後指標。當時我們不瞭解這一點，它剛剛達到高峰就開始下降。1971年失業的增長事實上是1969—1970年羅伊·詹金斯緊縮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的後果，鑒於1971年貨幣政策已經大大放寬，主要是放鬆財政管制，我們本來可以坐等這一政策產生效果，即失業人數從1972年開始下降。事實上，特德從來沒有相信這一分析，而且他大大低估了取消信貸管制的刺激作用。他認為有必要採取緊急財政手段刺激需求和降低失業。這一信念影響了他作出的各種決定。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由於它導致更高的通貨膨脹，從而使下屆工黨政府蒙受了通貨膨脹的主要影響，而且，由於通貨膨脹減少了許多工作機會，而不是保持這些機會，它最終導致了更高水平的失業。

　　政府對上科萊德造船公司的態度來源於對更高水平失業的後果的恐懼。同時這也被看作是對左翼好鬥分子的威脅的屈服，因此，也就成為了我們的一條新罪狀。1970年12月份我們第一次討論該公司的問題時，內閣作出了相當強硬的反應。大家同意政府不再對上科萊德造船公司集團繼續給予支持，但還留了一條救生索：只要廠方同意關閉科萊德船塢，並將亞羅造船廠從科萊德集團分離出來，我們將繼續提供信貸保證。亞羅造船廠是為皇家海軍提供重要裝備的工廠，它似乎還可以搶救過來。但是，到1971年6月，上科萊德集團因無力償還債務而宣佈進行清算。緊接著科萊德塞德的工人舉行了抗議罷工。7月份，由好鬥的車間代表領導的工會會員們佔領了科萊德集團的4家造船廠。

　　1971年秋，內閣進行了進一步討論，但政府沉溺於與工會談判，相信工會能夠影響好鬥的車間代表。這些人是工人佔領工廠的幕後策劃者。內閣經濟委員會同意，在清算人尋求解決辦法期間，政府繼續提供經費以使造船廠能夠營業。但條件是工會要作出可靠的保證，對新工作條件進行嚴肅的談判。我的一些同事強烈批評這種做法，他們有理由地保持著警惕，認為這種做法存在著危險，看起來像是在一文不值的擔保面前做出了讓步。但經費還是提供了，談判還在進行著。

　　現在，公開擺在面前的首要問題是失業而不是造船業的前景問題。11月份，特德·希思在一次黨的政治廣播講話中斷言：「政府完全地、無條件地承諾發展經濟並減少失業。」1972年1月20日，關鍵的100萬人失業的大關突破了。2月24日我們在內閣中聽說，經濟委員會已經於頭一天同意了提供3500萬英鎊經費以便使1個造船廠中的3個能夠營業。約翰·戴維斯公開向我們承認，新組的公司集團很難在商業上獲得成功，如果失業總水平比目前低一些，而經濟恢復得更快一些的話，他不會提出上述辦法。人們感覺到有一種不安情緒。有人指出，我們可以預料我們的支持者對該決定的反應將是激烈的。但是，內閣批准了它，而且在2月底，約翰宣佈了這項決定。這是一個小的但值得記憶的不光彩片斷。我與約克·布魯斯了格丹進行了純私人性的討論，他對這個決定持尖刻的批評態度，把它看作是一個嚴重的、不可原諒的180度大轉彎。我深深地感到困惑。

　　但是，這時我們都有其他傷腦筋的事情。在制定勞資關係法時，我們過於重視如何建立盡可能好的法律體制，而不夠重視如何擊退對我們的方案的攻擊。在對待全國礦工工會對政府和國家構成的威脅時也有同樣的心理狀態。當然我們知道，礦工和電力。工人在工資談判中手中持有一張幾乎不可擊敗的牌，因為他們可以切斷對工業和民眾的供電。1970年12月電力工人的勞工行動發生後，建立了以威爾伯福斯勳爵為領導的調查法庭。該法庭建議第二年2月大幅度提高電力工人的工資，從而使這個問題得到解決。

　　然而，在礦工工會內部有一個人數很多的好鬥的派別，他們對搞垮保守黨政府的興趣至少與顯示工人的力量以提高礦工收入的興趣一樣大，1970年10月，礦工工會舉行了罷工投票，以微弱多數拒絕了國家煤炭局提出的解決辦法。由於害怕發生非正式行動，內閣授權國家煤炭局提出在1971年中期付一筆生產率獎金。全國礦工工會又拒絕了，這以後國家煤炭局主席德裡克·艾茲拉沒有與各大臣商議就提出立即付獎金，並不附帶提高生產率的條件。內閣接受了這個既成事實。也許約翰·戴維斯和其他大臣們在繼續關注著事態的發展。如果他們這樣做了，我也一無所知。而以後所發生的事情表明，即使繼續關注著事態發展，也沒有向前看的思想。

　　到了1971年12月上旬，礦工的工資問題才出現在內閣中，而且似乎是相當偶然的。全國礦工工會于1971年初舉行的年會大大修訂了舉行正式罷工的規則。修訂後舉行罷工只要求55％的多數贊成票，而不是過去的2／3多數票。人們認為，當時正在進行的全國礦工工會的投票已經達到了59％的多數贊成票。然而，似乎沒有人大為此憂慮。我們都很放心，煤的儲存量無論如何是很高的。

　　這種自滿情緒是沒有根據的。在聖誕節前的最後一次內閣會議上，羅伯特·卡爾向我們證實，全國礦工工會實際上正在號召於1972年1月9日開始舉行一次全國性罷工。在煤氣和電力部門也有更多關於工資的麻煩。而且我們只需向外看一眼，就會知道，冬天快要到了，這一切意味著電的消耗。但是內閣並沒有進行真正的討論，我們全都回家過聖誕節了。

　　聖誕節期間有人認為罷工可能不是全體一致的，而是只集中在好鬥的地區。但罷工開始兩天以後就很清楚了。這一行動是全體參加的。然後內閣就討論是否我們應當使用勞資關係法中的「冷卻」條款。但是據說很難滿足使用這一條款的法律標準要求——「冷卻」命令只能在存在著有可能促進解決問題的嚴肅前景時才由法庭授權發佈。而在當時情況下是否存在這種前景是令人懷疑的。使用勞資關係法中投票條款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是，沒有特別的原因使人認為，強迫全國礦工工會進行投票會導致除繼續罷工以外的其他結果，也許還會導致工會的態度更加強硬。這令人不悅地表明瞭勞資關係法給我們配備的主要武器的脆弱性。再者，該法的重要部分還沒有生效，而且我們也知道有很多公眾同情礦工。

　　如今，由政府直接干預以便設法結束糾紛的壓力增大了。回頭來看，把1972年的形勢與可能發生的1981年礦工罷工以及1984—1985年間一年之久的罷工相比，不可思議的是，我們怎麼沒有注意到事態的「持久性」——即在有限的或沒有煤的供應的情況下，我們能夠使電站或經濟運行多長時間——而且內閣怎麼那麼容易地相信煤的儲量很大從而被矇騙呢，為什麼不考慮這些儲備煤是否放在可以使用的地點。也就是說，是不是實際上放在發電站。大規模糾察隊將有效地阻止石油和煤進入發電站，內閣根本就沒有把這個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相反，我們作出的反應卻是討論由羅怕特·卡爾進行調解和使用『緊急權力』的前景，使用這一權力能使我們採取減少電力供應的辦法來使發電站的儲備煤多用幾周。我們對於「使公眾輿論倒向我們一邊」的問題進行了很多無用的討論。但是，為了結束罷工，公眾輿論能作什麼？這是我從希思年代學到的另一件事——而且無論如何，總的來說，公眾輿論沒有站在我們這邊。希思時期宣佈過不少於5次緊急狀態。我從這一時期學到的另一個教訓是，「緊急權力」這個詞所包含的全部緊急涵義及有關決定，都不能企望用它來改變一次勞資糾紛的基本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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