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49)

四九

　　一旦一項決定已經作出，一項政策已經制定，那麼首相和他的同僚們就應當有勇氣堅決地執行下去。世界上沒有任何事情比最近幾年我們所看到的政策的不斷後退和修補對英國的危害更大了。

　　然而，從另一層次來看，從在政府中日常的體驗來看，對所發生事情的解釋要從事情本身中去尋找，從困擾我們的力量以及我們對它們的反應中去尋找。我們過去以為我們已有足夠的準備來面臨這些問題。但是情況不是這樣。我們逐漸被風吹得偏離了航道，直到在絕望中掙扎，我們撕毀了地圖，扔掉了羅盤，在新的旗幟下航行，但舵手仍然未換，他仍然堅信他的航行，重新啟程駛向未知的、暗礁密佈的海域。

　　動盪來得很炔。由於全國碼頭工人罷工的困擾，政府上臺幾個星期就被迫宣佈緊急狀態。同時成立了調查法庭，以尋找一種代價高昂的解決辦法。雖然在兩周內罷工解決了，但這是否是一次勝利，也很難說。

　　下個月的危機是國際性的。9月6日星期日，巴勒斯但解放人民陣線的恐怖主義分手劫持了4架飛機（沒有一架是英國的），並要求這些飛機飛往約旦。其中3架飛機劫持成功了。但第四架是從以色列飛往倫敦的飛機，劫持者被保安人員制服了。倖存的劫持者萊拉·哈利德在希思羅機場被逮捕。

　　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陣線要求釋放她。正當內閣於9月9日星期三開會之前，他們劫持了一架英國飛機以施加更大壓力。當我們開會時，該飛機正在飛往貝魯特。有人向內閣說明，我們已經默認了美國的建議，釋放萊拉·哈利德以換取釋放人質。以後的幾個星期內，在進行交涉的同時，內閣對這個問題討論了許多次。在此期間，約旦本身陷入了在國內進行的一場戰爭，因為侯賽因國王為反對巴勒斯坦人控制他的國家而與之作戰，而敘利亞人入侵並佔領了他北方的大片國土。特德拒絕站在侯賽因國王一邊並參與進去，他肯定我們與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陣線談判是正確的。儘管釋放哈利德是我們所不願看到的，最後還是達成了交易，所有人質也隨之被釋放了，雖然被劫持的飛機被恐怖主義分子炸毀了，但侯賽因國王勉強地但又是成功地經受住了一黑九月」事件。

　　但到那時，我國政府已經遭受到一次打擊，也許我們從來也沒有從這次打擊中完全恢復過來。7月中旬，伊恩·麥克勞德因腹部小手術住進了醫院。手術是成功的，手術後他回到11號去休息幾天。7月20日星期一的午夜，我的電話鈴響了，是保守黨議會督導員弗朗西斯·皮姆打來的。他說，特德要他打電話通知所有內閣成員，伊恩因突發心臟病於當晚去世。他享年只有56歲。

　　我個人感到受到打擊。因為我與伊恩共事一向感到他是一位寬厚善良的人。我知道是他給了我發揮才能的機會，使我進入了影子內閣，然後進入了真正的內閣。但同時我也立即意識到我們失去了最機敏的有才智的政治人物和最好的溝通工作者。我不知道如果伊恩當了財政大臣他的表現會怎樣。但是，如果人們承認，正如我過去和現在都承認的，即經濟政策的最大錯誤來自特德對財政部的壓制；人們可以有理由假設，如果伊恩還活著，事情可能會好些。托尼·巴伯接替了他的職務。托尼·巴伯是個很有才能的人，但他在財政部的時間，總的說來並不愉快。隨後幾年的經濟問題都來源於這一職務的變換。雖然托尼可能有良好的經濟天賦，但伊恩在政治上卻強得多。

　　伊恩·麥克勞德去世後的那次內閣會議是沉悶的。內閣會議桌旁坐著的幾乎都是此後我四年半的同僚。他們的個人素質將受到嚴峻的考驗。托尼·巴伯是我擔任律師時的老朋友，雖然不是特別親密的朋友。他是一個能幹的稅務律師，但他不是有可能起來反對特德的那種人。雷吉·莫德林任內政大臣，直到1972年由於普爾森事件而辭職。他一直對經濟政策有興趣並持有鮮明的看法。相形之下，他對他的新職務並不那麼高興。他在業務上還是極為稱職的但任何向增加政府干預經濟政策的倒退，他不大會起來反對。實際上，他一向是主張這種政策的。

　　亞曆克。道格拉斯一霍姆不費吹灰之力恢復了他原來在外交部的職務。然而，不久，外交部就需要花費很大力氣來實現我們作為反對黨時所作的承諾，即取消對南非的武器禁運，並設法制定一種我們承受得了的方法來保持英國在蘇伊士以東的駐軍。他再也不能像在影子內閣中時那樣更多地參與國內政治事務了。昆廷·黑爾沙姆如願以償，當上了上議院議長，他在特德和以後在我領導下任該職很長時間。在他任該職期間，他設法將他一貫的惡作劇和表演意識與上議院的斯文莊重的傳統相結合。彼得。卡林頓是國防大臣，他沉著地擔任了這一適合他的職務。我知道他與特德關係親密。在他擔任党的主席和能源大臣以後，他們的關係就更加親密了。他在處理最後的礦工罷工問題上起了關鍵作用。這次罷工促成了1974年2月提前大選。他是特德的核心成員。

　　相反，儘管基思·約瑟夫是內閣中的資深成員，他的見解一向受到重視，但他肯定不是內閣核心成員。而且，據我所知，他從來沒有被邀請參加核心集團。在被任命為社會事務大臣以後，首先浮現在他頭腦中的是富有同情心的社會改革的一面，而不是他更加保守的經濟信念，儘管他仍然極不信任一切形式的總體主義。由於他的熱情。解決使兒代人遭受貧困的週期性貧困問題就成了他的任務。像我一樣，基思負責一個開支很大的『社會』部門，因而他（也像我一樣）的優先項目的開支與緊縮公共開支的要求之間自然就產生了矛盾。不知是出於偶然還是故意安排，特德把內閣中兩個在經濟問題上最保守的成員排除于經濟問題的決策之外，而將經濟決策留給那些他可以施加最大影響的人。

　　約翰·戴維斯是英國工業聯合會前總幹事，（當伊恩·麥克勞德死後他被召來擔任技術部大臣時，他對政治一竊不通），他肯定是經濟決策圈內的人。我喜歡約翰，事實上後來我任命他在影子內閣中擔任了一個職務。但是，即使是他的最熱心的仰慕者，對他處理動盪不定盼產業政治的做法，也很難為他辯護，而現在他的職責就是處理這類問題。約翰還代表『商業』界，這是由於特德有潛在的總體主義意識，認為商界在政府中可起某種『作用』。

　　羅伯特·卡爾是就業大臣，他是繼托尼·已伯和約翰·戴維斯之後在特德領導下負責經濟戰略的第三名關鍵人物。他年紀比我大很多，我們的觀點和性格也不同。他雖然刻板，但卻是正派的、工作勤奮的人。他負有一項困難的、有理由認為是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即設法使有缺陷的勞資關係法起作用。他具有保守黨左派的名聲，但這並沒有像想像的那樣有用。工會會員認為保守黨左翼不是更富有同情心，而是更不坦率而已。作為第一次煤礦工人罷工（1972年）時期的就業大臣和第二次煤礦工人罷工（1974年）時期的內政大臣，在這些事件發生期間，很少有人比他遇到過更大的困難。

　　有一個遇到更大困難的人，那就是威利·懷特洛。他相繼擔任下院領袖、北愛爾蘭事務大臣，最後在三天工作周時他擔任就業大臣。威利屬參加過戰爭的那一代人，我們二人之間似乎很少有共同點，而且，肯定我們兩人誰也沒有設想過我們的政治生命將會聯繫得那麼密切。因為當時教育部不需要搞許多立法，我們在工作上很少接觸。但我已經意識到威利是一個富有智慧的和令人信服的人物。他的言談舉止和才幹使他成為一名出色的下院領袖。在那一屆政府末期，他的判斷力和素質使他所起的作用僅次於特德。然而，威利在公開場合的坦率形象卻掩蓋了他機敏的政治才能和駕馭人的天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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