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48)

四八

　　同樣，到大選時情況已很清楚，《擴展綱領》提出的數字以及——更根本的是——它的觀念都已被發生的事件口避。普及幼兒教育的計劃是無法做到的。漏雨的教室還得湊合著繼續使用一些年，直到學生人數減少並關閉一些學校以便更好地利用財力。羅賓斯報告中提出的原則——「凡是能力和造詣合格者都應有機會學習高等學校的課程於（第31段）——只能服從財政緊縮的要求。

　　但是，儘管眼看自己珍視的計劃遭到削減是多麼令人沮喪，現在我已懂得那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它可能產生了一個副產品，即迫使我們去創造性地考慮如何在財力有限的條件下取得最好的結果。在經濟方面，1973至1976年發生的危機導致人們對凱恩斯主義擴大需求理論的價值產生了深刻懷疑，對平衡預算、降低稅收和實行自由市場等古典自由經濟理論產生了新的興趣。差不多同樣的道理，在教育以及社會政策的其它領域，人們開始認識到增加政府開支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從而打開了眼界。人們開始提出一些根本性的問題：目前的教育制度形式能否達到預期的結果？這種形式基本上對管理它的人有利，還是對接受它的人有利？國家——不論是教育和科學部還是地方教育當局——做得太多了，還是太少？我們能從其它國家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的成果——常常是出色的成果——中學到些什麼？必須對這些政策進行反思；而不久以後我們就會得到進行反思的充分時間。

　　第七章　內閣參政　教訓無窮

　　1970-1974年：希思政府

　　第一節愉快而自信的早晨

　　1970年6月23日星期二上午將近11點時，我坐著新的大臣專車來到唐寧街，我和我的同事們在唐寧街10號門口受到報界和電視臺記者的夾擊式採訪。首相府的候客室裡洋溢著熱情的歡聲笑語。我們以愉快的步伐相繼步入內閣會議室。特德·希思，還有內閣秘書伯克·特倫德爵士在他旁邊，正在那裡等候我們，我找到我在內閣會議桌旁的座位坐了下來。但是，教育和科學部的事情，至少和政府所面對的重大戰略問題一樣，仍然在我的頭腦裡索繞。正如我要說明的，我無法擺脫這些問題，也許它們在我頭腦裡占的地位太重了。但更讓我感到欣喜的不僅僅是由於這是我第一次出席內閣會議，我認為，我想我們都認為，這是國家生活中的一個決定性時刻。

　　人們感到特德自己在盡一切努力進行辯解。在他宣佈建立一種新型的行政管理並以嶄新的方法處理公務的打算時，其語調洋溢著衝動，他在剛剛過去的選舉開始之前介紹我們的競選基礎文件競選宣言時也是這樣。他強調深思熟慮，避免操之過急和魯莽行事。這就是要與過去一刀兩斷，一切重新開始，而且，新官上任三把火，他提出了不少新措施。

　　特德講話的調子正是我們大家所預料的。他堅信，只要政府採用正確的辦事程序，組織機構健全，再加上人們提出恰當的、高質量的具有專業水平的建議，並適當地採用這些建議，心胸開闊的政治家們就有能力解決根本性問題。基於這一觀點當年秋天組建了以維克多·羅斯查爾德為首的中央政策審議部，使政府機構得以更加合理地重組（包括建立龐大的環境保護部），還建立了計劃分析與審議系統。更全面他說，它激發了人們對政府能夠駕馭和控制局勢的信心，後來證明人們對政府寄予的信心過分了。

　　當然，我這種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後認識到的。我不是內閣中關鍵的機構經濟政策委員會的成員，雖然在討論教師工資和學校開支問題時，我有時也參加會議。當實行極為嚴峻的複雜的法定價格和收入政策時——我們的宣言要求回避這種政策，我經常出席由特倫斯·希金斯主持的關於工資問題的專門委員會，並作些發言。當然，我不是特德制定絕大多數重要決策的核心集團的成員。希思政府執政一年之後直至結束，內閣本身的作用一般說來不那麼重要了。因此，關於這些年代的詳細情況，要等待特德·希思自己的回憶錄了。

　　然而，我這樣說是為了說明情況而不是為了推卸責任。作為內閣成員，我必須為我在政府的授權下所做的工作負全部責任。在20年之後再回顧這段經歷時（包括十多年我任首相的時間），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特德·希思——一個誠實的人，無論他是對是錯，他的人格力量使他不屈不撓，走了他自己要走的道路。隨著時間的推移，他犯的錯誤不只是一次而是多次。他的錯誤——我們的錯誤，因為我們都跟著他走——對保守黨和國家造成了巨大的損害。但我們也很容易理解他所承受的壓力。

　　不應忘記，1972年春至1974年2月間，特德所推行的政策是大多數有影響的評論家所極力主張的而且得到了公眾的廣泛支持。美國的尼克松政府採取了大致類似的方針，其他歐洲國家也是如此。當時有些勇敢的、有遠見的批評家的意見證明是正確的，但他們四面受敵，孤立無援。儘管我的保留意見日益增多，但在這一階段，我還不是他們中的一員。

　　但是，我們有些人從這些錯誤中汲取了教訓（儘管特德恐怕從來沒有）。在我成為保守黨領袖後，我才很好地，伊諾克·鮑威爾以及其他少數勇敢的保守黨後座議員為什麼對於政府政策接連不斷的180度大轉彎提出抗議。他們聲稱：「如果你想找人把被踐踏在泥海裡的原則撿起來的話，你尋找的對象不應當是那些踐踏原則的人。」但是，伊諾克錯了。用拉迪亞德·基普林的話說，基思·約瑟夫和我「有著數不完的教訓」：

　　讓我們老老實實地承認，
　　正如一個講求
　　實際的民族應當做的那樣；
　　我們有無數的教訓；
　　這些教訓將對我們裨益無窮。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後來的成功歸功於我們對內部情況的瞭解和對早期失敗的認識。希思政府特別使我們瞭解到，保守黨政治家所推行的社會主義政策，如果說有什麼特點的話，那就是比工党政治家所推行的社會主義政策的後果更加慘重。集體主義，如果沒有平等主義的理想主義氣味來彌補的話，是一種絲毫沒有吸引力的信條。

　　怎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我已經簡單闡述了一些背景。儘管我們由於塞爾登帕克宣言而受到稱譽，但對我們的政策的思考遠遠不像表面看來那麼透徹。特別是在經濟政策方面更是如此。我們對通貨膨脹以及工資對通貨膨脹的作用沒有明確的理論。由於沒有這種理論，我們陷入了盲目，認為通貨膨脹是提高工資和工會權力造成的直接後果。因此，我們被無情地推上了控制收入和物價的道路。

　　而且特德缺乏耐心。我也有這一特點，我對人經常沒有耐心。但我知道——當然，部分是由於看到了在特德領導下所發生的事情——從廣義來說，要制定一項行之有效的導致長遠變化的政策，就需要耐心。如果你堅持執行不干涉主義的經濟政策，這種政策只著眼於制定一種機制而不是制定一項計劃的話，就特別需要耐心。1970年特德領導下的政府和1979年我所領導的政府的情況正是這樣。由於執行新的政策需要很長時間才能看到成效，突然改變方向對戰略的信譽會產生破壞性的影響，因此，特德政府上臺執政，一方面可以為保守黨政府過去堅持的原則和一貫性感到自豪，一方面又留下了一些令人困窘的問題，包括大量的『180度大轉彎』的怪事。1970年特德介紹競選宣言時所說的話又回過頭來纏繞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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