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45)

四五

　　但是甚至在此以前，報界已在有關學校膳費的報道中登載一些他們發掘的材料。有一篇報道稱，有些地方教育當局將向攜帶三明治到學校當午餐的學生收費。《太陽報》的標題是「孩子攜帶三明治『受罰』風暴」。工黨也在議會參加大合唱。我發出通知禁止此類做法。但那篇報道重新引起了公眾對學校提高膳費的關注。一夜之間，在學校就餐的學生人數成了政治上敏感的指標。我在60年代擔任政務次官時經常聽到一種議論，說按調查家庭經濟狀況結果領取補助是一種「恥辱」，這種議論現在又開始出現。有人說，家境貧困有資格享用免費午餐的孩子看到富裕的同學自己花錢付餐費會感到蒙受羞辱。我通過電視講話——這樣做大概不明智——建議為避免出現這種情況，家長不妨把餐費放在信封內讓孩子交給學校，老師把找頭放在信封內帶回家。有資格免費就餐的貧困孩子可把一些硬幣零錢放在信封內交給學校。然後由老師如數退還給他們。這一建議當然只是使問題更加棘手。

　　不管怎麼說，時隔不久，大規模的「牛奶喧鬧」使膳費問題的辯論相形見繼。原先讚揚我通過削減牛奶和膳費開支成功地保護了教育預算的報紙，突然改變了調門。《衛報》把教育（牛奶）法案說成是「一項懲罰性措施，永遠不該提交議會討論」。《每日郵報》要我「重新考慮」。《太陽報》則想知道：「撒切爾夫人是否通人情？」工黨年會上的一名發言者建議報界用一個順口溜式的標題：「撒切爾夫人，搶奪牛奶的人」。

　　新聞界一旦發現一個新聞富礦，自然要一挖到底。編輯和記者們畢竟是靠新聞生活的，政界人物則是他們最合適的獵物。於是，報紙上幾乎每天都會出現新的報道內容。例如，某地工黨市政會正在考慮購買一批乳牛，給本地孩子供應牛奶；某些地方教育當局為了回避執行有關法律，以含乳飲料代替牛奶；有些非教育當局的市政會根據1963年《地方政府法》規定的權力，開始採取步驟給7—11歲兒童兔費供應牛奶。只有在蘇格蘭和威爾士，市政會此類行動屬違法，但這要由內閣中蘇格蘭事務部和威爾士事務部的同事們去處理，我就管不著了。但所有這些指責最後落到誰身上，那是不問可知的。這場反對我的運動1971年11月達到高潮，《太陽報》把我說成是」英國最不受歡迎的女人」。

　　也許我過於天真，以為做了普遍認為對教育非常有益的事情，在爭論為此作出的犧牲時，是會考慮到的。地方當局出於赤裸裸的政治原因，不願向孩子們出售牛奶，而強迫他們出售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學到了寶貴的經驗教訓。我為微不足道的政治利益招致了最大的政治臭名。在與地方當局幾個月的鬥爭中，我和我的同事們受害不淺；在這段時間內我們不斷受到新聞媒體的冷槍和暗箭，所有這一切只是為了節省900萬英鎊，而如果從基本建設預算中削減這個數目幾乎不會產生絲毫影響。我決心不再犯同樣的錯誤。今後如果遭人非議，也應該是為了重要的大事，不該是為了區區小事，更不能是為了一杯牛奶。

　　如今我感到難過，苦惱，多少有些傷心，但比過去聰明了。一個女人，甚至是生活在男人世界中的專門職業女性，在遭到人身侮辱時，感情上比大多數男子更易受到傷害，這話大概是真的。我只要和孩子們在一起就感到最為快樂，可是反對我的人和報界卻把我描繪成冷酷無情地侵害少年兒童福利的人，這使我受到深深傷害。但任何希望擔任高級職務的政治家都必須作好經受這種考驗的思想準備，有些人被擊倒了，有些人卻變得更加堅強。丹尼斯是個明白事理的人。他對這一切處理得非常出色，我能安然渡過難關，是由於他對我的愛和支持。後來，我養成了對報紙上有關我的報道和介紹不再去專心注意的習慣。我轉而靠情況簡報和摘錄來瞭解情況。這樣，如果報道失實，我就不予理睬；如果報道屬實，那是我已經瞭解的事情。

　　整個1971年，正當學校供應牛奶問題使我遭到的攻擊不斷加劇時，在內閣討論政府開支問題上我也深深陷入了一場苦鬥。我主張按原先的設想繼續進行建設小學的計劃，它是重點發展初等教育總政策的關鍵，對我在學校膳食和牛奶問題上的論點也至關重要。因此，當部內一開始有人建議與財政部主張削減預算者妥協時，我表示反對，1971年4月，我交給比爾·派爾一個條子，寫下了我們必須堅守的最後一道防線：「我們不能接受按實際價格計算低於去年預算的方案。」

　　以下的情況已經不僅是政治上的現實主義。我意識到，其它部的同僚們並沒有像我們部那樣交出痛苦地節約下來的錢，結果照樣讓他們順利過了關。作為削減膳食和牛奶開支的回報，我的建設小學計劃提前一年獲得同意。但由於從計劃到動工修建一所小學需要幾年時間，這項承諾的撥款也涉及好幾年。其它部門得到准許可以在政府開支計劃的整個5年期間擴大開支（即所謂的政府開支調查委員會制度）。此外，我們教育部如今還要向財政部上繳從高等教育方面縮減下來的節約款一億多英鎊，而同時內閣卻把大筆大筆的錢花在工業補貼上。

　　我無法與當時的財政部首席大臣莫裡斯·麥克米倫取得一致意見。於是我向內閣提出申訴——每個內閣大臣都有這樣做的權利。可是使我惱火的是，我瞭解到首相府決定不允許我正式提出文件。我給特德寫了一封措辭尖銳的信，指出我在宣佈1973——1974年度建設小學計劃預算方面受到的壓力。信的結尾是這樣寫的：

　　「你經常敦促我改進我部工作，可是目前基本建設方面正在妨礙我去改進工作。我迫切需要拿到一個令人滿意的1973——1974年度建設小學計劃預算額度。第三、第四、第五年的預算可由政府開支調查委員會開會考慮，但我希望屆時能與他們取得一致意見。」

　　這封信可能過於簡單，但寫得太長你會有意見。你從巴黎回來後我能否見你？

　　他同意我於1971年6月提出我的預算計劃——我控制了局面。在這個月稍晚一些時候，內閣幾乎滿足了我的建設小學計劃所需要的一切。這正好趕上在伊斯特本舉行的教育委員會聯合會年會上進行宣佈；報紙用了這樣的標題：「改善破舊小學校的創記錄計劃」。

　　我一到教育和科學部上班，這就是我唯一優先考慮的工作。由於這一考慮，正如我剛才說的，我不得不作出（至少是不得不接受）關於削減教育開支的決定，這項決定使日子變得異常困難。當時有些學校教室漏雨，設備簡陋，廁所設在屋外。我認為，70年代不應該再存在這種現象。而且，既然入學兒童「膨脹」的問題已經基本上得到解決（入學高峰是1973年），現在財政上還有些富餘，可以用來改善仍在使用的破舊小學的狀況。

　　然而，我參觀倫敦南部一所新建學校後，事實向我生動地表明，除磚瓦和灰漿外，教育在其它方面也須作很大改進。帶我參觀的老師顯然是沒有受過正規業務訓練的新手。一位老師告訴我，這所學校裡的孩子看到他們的朋友不得不去附近一所舊學校上學，感到非常沮喪。大部分孩子顯然是事先教好的，都異口同聲表示同意這個說法。因此，當有個孩子站起來發表不同意見時，使在場的老師非常難堪。那個孩子說：「哦，我不同意這個說法。來這裡以前，我念書的那所學校比這裡舊而且小，但比這裡舒適，同學之間更友好，知道別人怎樣看待我們。」隨著時間的逝去，我也愈來愈強烈地認識到了小規模學校的重要性。以後幾年，我還開始考慮，我們大家過去過於注重於「投入」（新的校舍，昂貴的設備，尤其是越來越多的教師），而忽視了「產出」（教育質量，教學效果和行為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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