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44)

四四

　　第二個使我失望的問題是教師培訓問題。我前面已經提到，競選宣言已作出承諾要對這個問題進行調查。這是我到部裡上班第一天交給比爾，派爾的單子上寫得清清楚楚的行動綱領之一。對這個問題我早已有明確看法。我覺得，教師數目大量增加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影響教師質量。雖然不斷出現不易找到願教數學和科學的實習教師的現象，實際上「缺乏教師」的怨言並無多大根據。真正缺乏的是優秀教師。改變教師的工資結構，獎勵和鼓勵長期從事教育工作的教師和高級教師會有助於解決這個問題，雖然全國教師聯合會對擴大工資差別非常謹慎。但教師培訓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我想認真調查一下，受培訓教師是否以正確的方式和恰當的水平在學習恰當的課目。於是我任命魯肖爾米的詹姆斯勳爵為教師培訓調查委員會主席。他曾任全國最優秀學校之一的曼徹斯特文法學校校長。我堅持要求和他一起進行調查的人以此為專職工作，一年內提出報告。結果，報告及時在1972年1月發表，內容細緻詳盡，提出了一些切合實際的建議。報告著重論述了我感興趣的在職培訓方式，這樣的培訓能使教師實際瞭解如何在坐滿孩子的課堂裡上課。其次，報告建議高等教育增設新的兩年制一這一條也是我所竭力主張的——在這種兩年制學校裡，將來當教師的學生與其他打算進人工業界或專門職業界的學生一起學習。但報告局限於培訓結構，沒有討論培訓課程內容，使報告的價值受到一定限制。結果，我打算在有計劃的調查中討論教師培訓課程的企圖落空。政治家介入這類事情當時仍被視為禁忌，15年後，情況依舊沒有得到改善。我作為首相仍對如何提高教學質量問題感到困惑。

　　可是，儘管我對許多教師工會會員的觀點很有意見（有些人的工會會員成份多於教師成份），我在教育和科學部工作這些年所得到的最後印象是，大多數教師對自己的工作是真誠無私、兢兢業業的。有時候，一些在最困難的學校裡教書的教師到部裡來找我，告訴我他們處理「成問題的」孩子的經驗（學生的「問題」常常可以追查到家長身上）。有幾次，我到他們的學校去跟他們交談，看他們如何解決課堂上出現的問題。

　　教師永遠代替不了家庭，然而一個好的教師不能忽視孩子放學回家以後的情況，比如，會不會受到虐待。有一次，一位教師提出的問題使我陷入兩難境地：

　　星期五下午4點，其他孩子都已回家，有個孩子呆在你身邊不走，求你別讓他回家。你感覺到肯定出了什麼嚴重問題，但無法證實。也許是孩子受到打罵，也許是家裡無人照管，也可能是由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使他極不愉快。你是否應該陪孩子回家，告訴他父母孩子有些情緒低落？當然，你對他們說孩子沒有抱怨，也沒有幹什麼蠢事，你只是溫和地問是否發生了什麼事情。你不知道會不會你一走孩子就挨揍。你是否該向當局彙報？那樣做也許會產生更壞的後果。或者你不採取任何行動，希望這只是暫時發生的問題，會自行解決？撒切爾夫人，你會怎麼處理？

　　這個問題沒有一個簡單的合適答案。我們經常碰到這類棘手問題，但還沒有找到一個適合所有情況的解決辦法。我們需要訓練有素、能識別虐待兒童跡象的教師、社會工作者和警察，同時要記住一個誰都明白的觀念：大多數父母是愛自己孩子的。在這3種人中，教師的作用最重要，因為他們幾乎每天都和孩子們在一起，最瞭解孩子的情況。如果要他們完成這項細緻而又重要的任務，那麼，只要充分恢復他們的權威——不僅是對孩子的權威，而且是在家長心目中的權威——他們是能夠完成的。做到了這一點，那些不好的家長也可能會有所收斂。

　　第四節供應牛奶事件

　　在教育部工作幾年，至少在一個方面為後來擔任首相作了極好的準備。我不斷遭受猛烈攻擊，而那些攻擊與我的過失幾乎沾不上邊。

　　但並不是一開始就這樣的。我前面講述了關於文法學校與綜合學校的爭論。然而這些爭論給我帶來的麻煩不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許多人——不僅是保守黨人一同意我的做法，另一部分原因是因為我在其它方面給不少人帶來了好消息。例如，有人以溫和的方式讚揚我挽救了開放大學。在反對派方面，伊恩·麥克勞德和愛德華·博伊爾都曾公開表示反對舉辦開放大學，他們認為有許多教育機構比它更需優先得到政府幫助。競選宣言並沒有提出取消該大學，很多人卻希望讓它死亡。

　　但我對被稱作「空中電波大學」的概念真心感興趣，因為我認為這是一種能使更多人廉價接受高等教育的途徑，因為我認為特別是實習教師能從中受益，因為我非常關心用技術手段給學生創造接受最良好教育的機會，尤其因為它給許多人提供了一生中第二次受教育的機會。不管怎樣，這年秋季開放大學即將招收第一批學員，停辦會造成很大經濟損失，同時使許多人的學習希望破滅。在此情況下，我同意暫時減少招生人數並開闢其它節約經費途徑，以此為條件，我的內閣同僚們允許開放大學繼續辦下去。

　　1970年秋，對政府開支問題討論得很多。財政部開了一張緊縮教育經費的單子——包括圖書館、博物館、學校膳食和牛奶實行收費。根據我自己在格蘭瑟姆念書的經驗，我知道使用圖書是多麼重要。因此，我說服內閣取消圖書館收費的建議，同時勉強同意博物館和畫廊收取門票（保留每週一天免費開放）。但要求削減更多開支的壓力繼續存在，我不得不列出首先削減開支的項目單子。

　　我不得不承認，學校提供的膳食和牛奶是可以首先考慮的節約開支項目。有條件的家庭似乎沒有理由不為負擔學校膳費多作一些貢獻。我想，只要我能表明節省下來的一部分錢將用於建設初等學校的計劃（這是我們已經確定的優先項目），我就可以為削減學校膳費進行辯護。在教育部的預算範圍內，理應先安排教育方面的開支，後安排「福利」方面的開支，「福利」方面的開支原則上應由基思·約瑟夫的社會服務部負擔。

　　至於學校供應牛奶，對於從健康需要考慮供應牛奶有好處，早已存在不同看法。我在亨廷托爾路上小學的時候，我父母為我在學校裡喝牛奶每週付兩個半便士，對此毫無怨言。到1970年，已經沒有哪個家庭困難到如此程度，以致學校供應的牛奶成為維持孩子營養必不可少的食品。托尼·巴伯（伊恩·麥克勞德去世後，他於1970年7月接任財政部大臣）要我全部取消學校免費供應牛奶。但出於政治和福利方面的考慮，我比較謹慎。我設法將界線劃在：提高學校膳食的價格，同時對年滿7歲的小學生取消免費供奶。為防止招致不滿，這些溫和的改革還附加了一條規定：因醫療原因需要喝牛奶的兒童可繼續得到供應，直至進入中學為止。總之，我有效地保護了教育預算。

　　新聞界的反應也不錯。《每日郵報》稱我已成為「新的女中豪傑」。《每日電訊報》報道了我改造460所破舊小學的計劃。《衛報》指出，「這次對教育預算的襲擊極為輕微，學校膳食和牛奶是主要打擊對象。撒切爾夫人贏得了一場保全建設小學高額計劃的戰鬥，並使它變為改建破舊小學。」

　　這種情況如能維持下去。那是令人愉快的。

　　麻煩在於這種情況持續的時間不長。6個月後，我們提出一項法案，解除地方教育當局向學生免費供應牛奶的法律義務，並允許它們自行決定是否收取少量牛奶費。這為工黨提供了在議會制造事端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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