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46)

四六

　　對教育體制——以及靠它存在的教育機構——中的弊病，我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但說來奇怪，這種看法主要不是靠閱讀發人深思的分析，不是靠與目光敏銳的批評家的辯論，而是通過（幾乎是偶然地）實際接觸學校裡發生的真實情況。

　　以初等教育為例。沒有人會反對這樣的說法：這最初幾年的學校教育對於一個孩子的成長至關重要。但是究竟應該給這些孩子教些什麼？怎樣教法？前保守黨教育大臣愛德華·博伊爾委託撰寫的普勞德報告，幾乎人人都認為是最有權威的專家意見。它強烈主張小組教學，甚至是一對一授課，不主張以班級為單位講課。我來到教育和科學部時，對這個問題沒有成熟的見解。當時對報告爭議頗多。但我現在懷疑這個報告在一代人的時間裡把小學引入了歧途。另外，參觀一些小學以後，我的疑問開始出現。我發現，事實上個別孩子常常不參加小組活動，更沒有參加全班教學，基本上是讓他們玩自己的東西（不一定是很有用的東西）。我看到在一間開敞式平面佈置的大教室裡）分成幾個小組的孩子們吵吵嚷嚷，毫無秩序，比較膽小的孩子不知道該幹什麼，甚至受到其他孩子威脅。我回部後告訴部內的建築設計部門不要再鼓勵此類開敞式教室。

　　我一開始就反對在中等階級和專家中間流行的一種觀點，即認為兒童的最佳學習方式是通過自我發現學到東西。這種信念拋棄了我們這一代的那種學習方式，認為那只是「死記硬背」。事實上，任何一種有價值的教學方式都包括傳授知識、訓練記憶力、運用所學知識以及做到這些所需的自我約束能力。在空談理論的狂熱中，忘記了這些真理。

　　第五節學生王子

　　這時在大學學生會經費問題上出現了新的激動情緒，因此不管對我維護建設小學計劃的讚揚是否合理，這個問題很快淡化消失了。與學校供應牛奶問題上的爭論不同，學生會經費問題主要是左派運動中的強硬派組織的一次運動，因此政治上的危險性較小。但是它極為猖狂，它的矛頭不僅是針對我的。我的女兒，正在倫敦大學學院念法律的卡羅爾，也經歷了一段困難時期。使我感到慶倖的是，她當時住在家裡。

　　在歐洲和美國，這都是「學生革命」的高漲時期。現在回過頭來看，作為這場運動特點的幼稚馬克思主義和自私自利要求竟然得到如此多的關注，實在是異乎尋常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是60年代崇拜青年思潮的發展，那時青年人被認為是透徹理解人類狀況的源泉，於是很多學生希望大家尊重他們的意見。

　　然而，當時的學生抗議運動根本不是社會進步的先導，它只是一個即將消失的世界現象。大學在60年代增加太快，許多大學的水準下降，傳統特點消失。而且，這種現象正好發生在市場原則退卻的時候，幾乎普遍設想人人都有權得到一份工作，國家也有能力讓每個人就業。因此，這些沒有根基的年輕人既缺乏他們50年代前輩具有的權威，又不具備80年代學生找到一份好工作所需的紀律性。

　　左派運動設法控制了許多學生會，因此也把持了撥給學生會的公款，他們用這些錢開展破壞活動。這種做法激怒了普通納稅人，甚至激怒了許多隻希望好好學習的學生。這裡有兩方面的問題需要考慮：第一，學生會的經費；第二，學生會的活動。關於第一方面的問題，學生會經費的主要來源是地方教育當局依法必須提供的會員費。學生會會員通常是強制性的；會費是直接撥給學生會的。關於學生會的活動，有些學生會利用這種方便條件，常常不顧學生會章程和會員的意願，把收入用於派性目的。

　　1971年7月，我向內閣的內政和社會事務委員會提出改革建議。我本來考慮設立一名學生會登記員，但這樣做需要通過立法程序，於是我僅僅提出了比較溫和的建議。今後，學生會會費不再包括在應付給大學的經費之內；稍稍提高學生助學金，使學生能按自願原則參加某些俱樂部或社團；學生會所需設施由各學校負責提供；學生會的設施向所有學生開放，不管他們是否是學生會會員。這些改革除了能解決公款的使用問題外，還將消滅學生會的「封閉式工廠」性質，這種性質原則上是非常令人討厭的。內政和社會事務委員會不準備立即支持我的建議，但是我又重新提出那些論點，而且充分認識到可能會引起很大爭論，結果取得委員會同意。

　　比爾·馮·斯特勞本齊是直接負責磋商這些建議的國務部長，可是學生很快把我當作最仇恨的攻擊對象。我不論到哪裡都受到一群群學生的圍攻。11月初我在利茲大學參加一所新建築奠基儀式時，大約有500名學生企圖用大聲呐喊把我壓倒。這個月晚些時候，我在倫敦伊麗莎白女玉大廳發佈南岸工業大學命名文件時，遭到2000名大聲叫喊的學生阻撓，當地不得不出動十幾名騎警保護我的汽車。12月，抗議學生利用放假組織了一次全國性抗議日，各大學焚燒了我的模擬像。

　　這時候，許多大學的校長和學校當局對學生的抗議採取默許態度。愛德華·博伊爾甚至在利茲大學學生群眾大會上宣佈他反對我的建議。既然這些建議只是提出來供磋商的（雖然發生的情況顯然不能用「磋商」二字來描述），完全有可能讓學生的情緒冷卻下來並推遲採取行動。我就是這樣做的。主要問題是，如果大學當局自己不準備維護大學的價值並行使其權威，改革計劃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當時一部分學生在神經緊張的學校當局的縱容支持下，開始剝奪他人的言論自由。大學裡不容異說的狀況70年代初達到了最為狂暴的程度。可是，同樣的審查制度今天依然存在，只是不如過去明顯而且更加制度化罷了。

　　第六節嘗試，再嘗試

　　1971年，對政府和對我個人都是艱難的一年。不斷加劇的壓力愈積愈多，越來越難以忍受。正如我下面將描述的，到1972年初，政府終於喪失了信心。我雖然受到的壓力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大，信心卻始終保持不變。

　　可是，有些時事評論員懷著欣賞和遺憾的複雜心情，認為我已經完蛋了。我在蘭伯赫斯特過完聖誕節回來上班時，讀到報上正在對我的命運前途進行公開討論。有張報紙稱我是「沒有人喜歡的夫人」。另一張報紙發表一篇貌似體貼他人的文章，題為《為什麼撒切爾夫人如此不受歡迎》。但是我把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推到一邊，專心處理工作。

　　事實上，不久，對我個人的攻擊浪潮開始轉向（對政府的還沒有）。大概反對「搶奪牛奶」運動已經到了該結束的時候。1972年，更嚴重得多的問題——礦工罷工以及政府實行政策大轉變所帶來的各種因素——開始向我們襲來。這些問題使反對我個人的運動相形見繼。當然，我顯然是不會——至少不會心甘情願地——屈服或退卻的。但是我欠特德·希思一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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