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爾夫人自傳(43)

四三

　　2月，我批准停辦兩所文法學校，但保住了第三所文法學校，理由是當地建議的並校計劃會導致一校分處兩地所造成的不便。4月，我又保住一所文法學校；6月，又阻擋兩項計劃，從而保住了一所很好的現代中學和另一所文法學校。當地保守黨陷於分裂，我受到該市市政會的指責。同年9月，事實上大部分城市中等學校都轉成了綜合中學。地方當局一再修訂計劃。基督中學與伍德豪斯文法學校是爭議的焦點。1975年我成為反對黨領袖時，這兩所中學依舊是文法學校。工黨1976年教育法廢除了第13款並力圖將綜合制度從中央強加給英格蘭和威爾士；到1978年，這兩所學校也只是成了綜合學校體系中的一部分（伍德豪斯是一所只有第六年級[最高年級]的私立中學。）

　　現在回過頭來可以清楚地看到，當時對教育結構的關注幾乎到了著迷的程度，這是60年代和70年代的特點。並不是說教育結構——無論是對行政機構還是對學校來說——不重要，但教育理論家們聲稱，有這樣一種制度，它在任何情況下、對所有的學校來說都優於其它制度。他們表現出來的這種自信卻並未被事實證明正確。我在教育和科學部任職期間討論中學改組計劃時，遇到的首先是對文法學校的偏見。他們甚至想在學校裡消滅把學生按能力分組的做法。我試圖讓女王陛下學校督察員辦公室相信，不管他們的理論表明什麼意思，他們至少應該承認文法學校裡有大批優秀教員做著第一流的工作，女王陛下學校督察員辦公室的許多報告的口氣抹殺了他們最優秀的東西。

　　這種認為可以設計並實行一種單一結構的不切實際的觀點也一再不攻自破，我聽到過一些家長的親自經歷。有的人住在犯罪活動猖獗的地區，按照地方當局的規定，他們必須把孩子送往那裡指定入學地點的綜合性「社區中學」上學。他們在絕望之中不得不遷居他鄉。少數幸運家庭附近有直接撥款學校，可以送孩子去那裡上學。「但有些持有社會主義觀點的地方教育當局根據教條主義的理由反對不受他們管轄的學校，拒絕接受分配給他們的進入直接撥款學校的學生名額。我對此不得不進行干預，以保證有學生補足這些空缺名額）但不管怎樣，只有少數家長和孩子能夠通過這種辦法逃脫惡劣條件；當我告訴那些母親，在現有體制下我實在無能為力時，心情無比沉重。

　　只是到後來當首相以後，我才能對他們進行一些實實在在的幫助——先是實行「助學計劃」，繼而設立「撥款維持學校」。今天依舊保持著這種情況，但並不完全令人滿意。我們應該做到更加容易開辦新的學校，以便讓家長有更多擇校機會。如今要求實行教育擔保貸款的議論日益強烈。它將最終彌合私立學校與國立學校之間的鴻溝。

　　此外，最近幾年我很欣賞一種想法。保守黨人保衛文法學校也就正是在當地保衛一種現有的社會公共機構，這種機構為不同背景的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機會「同時我們也是在保衛一種原則——即國家應按能力這個唯一標準挑選孩子，並把他們送進僅有的兩種學校之一，這種原則遠比與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相聯繫的自發社會秩序更符合社會主義和集體主義。國家按能力挑選學生是統籌規劃人力資源的一種方式。教育多樣化和講求辦學質量——這一原則具有非常鞏固的基礎，在政治上也是完全站得住腳的；父母願意擇校，而不是國家按能力挑選，證明了此項原則的正確。

　　儘管如此，可是到1970年底，情況已經變得非常清楚，一時還不會擺脫綜合教育。

　　第三節科學與教師培訓

　　我到教育部任職，個人懷著對科學的濃厚興趣；部內有關科學方面的工作由我分管負責。當時根據科學家的建議，把一大筆經費撥給5個科研機構使用——它們包括科學與工程、醫藥、農業、環境和社會科學。但後來討論科學政策時，討論很快決被「中央政策研究室（或稱『思想庫』）報告」所支配，這個報告後來成為1972年7月的白皮書《政府研究與發展綱領》的基礎。報告的主要建議是，今後應將這筆經費撥一定比例給有關政府部門、使其能決定由它自己的機構出錢興辦項目——這就是所謂的「顧客——承包人」原則。我不反對這項原則，但是我擔心這樣做會減少科研機構直接支配的金額一除非增加科研經費的預算總額。

　　這一問題也許並不重要。的確，與整個科學政策相比，它確實並不重要。那只是問題的一部分。關於政府部門與科研機構之間的確切關係的爭論，與政府在科研工作中的戰略作用這個更廣泛、極端重要的問題相比，的確無關緊要。特德認為，由政府出資的研究與發展工作不應進行純科學研究，雖然他也承認，任何研究機構必然會有一部分純粹的基礎研究。我的觀點恰好相反。只是在過了若干年我當上首相以後、我才能系統地闡明我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我認為，政府應集中力量為基礎科學提供資金，而把基礎科學的運用和發展工作留給私營部門去做。但當時我已對有些政策可能使純科學研究經費匾乏深感不安。

　　有一次，我直接參與了支持一項耗資巨大的前沿科學研究工程，那就是參加歐洲建造特大質子加速器（也稱原子擊破器）的科研計劃，它的目的是最終揭示物質結構的奧秘。上屆工党政府於1968年退出這個項目。作為政府初期緊縮開支計劃的一部分，我們對此也退縮不前，因為有些人認為，考慮到該項目的理論研究性質，耗資未免過大。但是我常想，要是英國在經濟嚴重困難的30年代沒有堅持核研究，英美就不可能製造出原子彈，保證二次大戰的勝利，後來又保住西歐免受斯大林的進攻。這是一次極其重要的經驗教訓。因此，1970年9月，我和科學與工程研究委員會主席布賴恩·弗勞爾斯爵士一起前往日內瓦附近的歐洲核子研究中心，去親眼看看想像中的東西並進一步瞭解這項科研項目的情況及其發展前景。回國後我深信，如果我們能保證搞好財政控制，這項由12個國家參加的科研項目是值得支持的，而且設法說服了我的同事們。

　　可是總的說來，我感到政府對科學的態度不夠激進，想像力很不夠。我料想許多科學家——不僅是那些專業觀點很強的人——有此同感，1973年6月26日，星期二，特德在首相府為英國諾貝爾科學獎獲得者——其中有我在牛津大學學習時的導師多蘿西·霍奇金——舉行晚餐招待會，我當然也參加了。由於幾方面的原因，這次招待會是一次富於啟發性的集會。特德在討論中談到了英國加入歐洲共同體的情況，他認為歷史學家將會作出結論，斷定此舉是本屆政府的最大成就。

　　他把科學描述為某種能用來幫助英國工業進入歐洲市場的東西。有人支持這種觀點，也有人提出批評，批評意見代表了我的立場。從實質上講，我認為政府應該資助純科學研究，而不是組織歐洲科學家共同參加巨大項目，從技術上去提高歐洲國家經濟的競爭力。科學已經國際化；擴大歐洲共同體不會起重大作用；發展已經國際化的科學要靠一些科學家各自在本國工作。可以這麼說，國家組織他們越少，產生的效果會越好。當然，這條規律也有它的例外。比如，假如科研項目投資過大，一個國家單獨承擔不起，就需要合作——因此，我支持歐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工作。

　　所以，我對我作為教育大臣不得不實行的科學政策有所懷疑。但我們的政策始終沒有取得多大結果。科學不會像政治家們喜歡想像的那樣迎合政治方向。實際上，科學發展的歷史在許多方面並不像經濟發展的歷史，而更像是富於想像力的藝術發展的歷史。偉大的科學發展並非來自「實際的」研究與發展計劃，它來自有創造性科學頭腦的人一像那天晚上同特德和我一起坐在餐桌周圍的那些人——那些將科學推向知識前沿，揭示宇宙奧秘的人。政治家不願意接受這一事實；他們希望技術能立竿見影，迅速產生效果。而科學家有比較長遠的眼光，他們是正確的。格拉德斯通有一次見到邁克爾·法拉第時間他，他對電的研究真會有什麼用處嗎？法拉第很有預見地回答說：「是的，先生。將來有一天你會收電費呢。」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