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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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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後來我接管影子內閣教育部時,黨的政策小組已提交了一份報告。教育政策已基本確定。它有兩個主要方面:一是我們已決定把重點放在改善初級學校上。二是為盡可能減少11歲以上學生選拔制的辯論,我們強調地方教育當局在建議保留文法學校或建立綜合學校上有自主權,以代替工黨強制推行綜合學校的政策。 支持這個計劃的充分理由是:第一,如果要扼制文盲和不會數數的人不斷上升的趨勢,改善兒童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實際上保留文法學校的最好辦法是反對中央集權。當然還有另一方面的理由。如果教學方法和教學態度錯了的話,將大量費用花在幼兒園、小學教育及教師上就沒有什麼意義。當然,如果我們在這方面的鬥爭不是建立在原則基礎上,從長遠來講我們就不能捍衛文法學校,或者就此而言捍衛私立學校,不能捍衛直接拔款學校,甚至是實行分離制的綜合性學校。 在既定政策和政治現實許可的範圍之內,我做了我能做的一切。後來,我得知:對某些人來說,我走得太遠了,我被任命為教育事務發言人後不久曾應邀出席教育新聞記者在倫敦的坎怕蘭飯店舉行的午餐會,是在那裡,我瞭解到這一點。我不但為文法學校辯論,而且也為現代學校辯論,那些在學業上難以出類拔萃的孩子事實上可以在現代學校中獲得自我表現的機會和個人尊嚴。如果他們與那些學業上更加優秀的孩子進行直接的不斷的競爭與相處,他們永遠也得不到這些。如果人們希望的話,我也完全準備看到11歲以上學生選拔制被取消或修改、而在晚些時候對孩子進行考試。 我知道把那些大器晚成的孩子轉到當地的文法學校是非常可能的,以便他們的能力可以得到正常開發。我確信太多的現代學校提供的是二流的教育。但這個弊端可以通過提高其教學水平來改善,而不是要降低文法學校的水平。參加坎伯蘭飯店午餐會的人中只有兩個人好像同意我的觀點。此外,我所面對的是懷有敵意與根本不理解我的意見的人。不只是他們認為我錯了,而且他們不能想像我能真地相信這類事情。這使我驚奇地發現那些為公眾提供教育信息的人受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有多麼深。 保守黨的教育政策中還有一些相對不那麼重要的問題需要作出決定。我極力爭取保守黨在競選宣言中無條件地承諾將學生離校年齡提高到16歲,並成功了,只是負責財政的人們對此持有疑慮。我還在保守黨於1970年初在塞爾斯登帕克飯店召開的討論會上提出、竟選宣言應贊同擬議中的成立新的獨立的白金漢大學的計劃,遭到特德·希思的強烈反對。儘管有基思·約瑟夫和其他人的支持,我還是沒有成功,但至少最後我被允許在某次演講中提及這所大學。我從來也未明白為什麼特德如此激烈地反對這件事。 保守黨在1月底2月初的一個周未,在塞爾斯登帕克飯店召開的政策會議取得了成功。但成功的原因並非是人們經常說的那樣。那種「保守黨在塞爾斯登帕克飯店進行激烈爭論,導致保守黨政策從根本上向右轉」的說法是錯誤的。此前大家就主要政策已達成一致,並已寫入競選綱領的草案裡。我們曾花費了好多時間仔細斟酌。我們已經對我們的移民政策作了精心的閘述。我們關於工會改革的建議已經刊登在《公平交易》上。在收入政策上,出現了令人有些費解的向右轉。 工党已經完全放棄了它自己的政策,所以沒有必要再談及是否需採取某種「自願」收入政策這樣一個令人煩惱的問題。顯然,雷吉·莫德林對我們沒有提出解決所謂的「工資膨脹」的計劃而感到不滿。事實上,這個競選綱領既回避了貨幣主義的觀點,也回避了凱恩斯主義的觀點,只簡單他說:「價格上漲的主要原因是工党的高稅收,貨幣貶值政策。工黨的強制性工資控制是一個失敗,我們不會重蹈其覆轍。」這種說法看似糊塗,實為明智之舉。 但這又使我們後來遇到一些麻煩。競選期間,高稅收引起通貨膨脹的謬誤論點使中央總部寫了一個短評,而這個短評使工黨後來得以宣稱:保守黨說他們能夠通過減稅來一舉降低物價。 由於新聞界對塞爾斯登帕克飯店會議的大量報導,我們似乎成了能認真地對英國的未來政策進行長遠考慮的政府的替代者。而哈羅德·威爾遜攻擊希思是「塞爾斯登人」又幫了我們的忙,它使我們平添了幾分腳踏實地、善於爭取民眾的右翼政黨的色彩,這對特德的冷淡形象起了沖淡作用,總之,塞爾斯登帕克飯店會議和保守黨的競選綱領《明天更美好》均使威爾遜政府暗淡無光。特別是威爾遜政府在工會的壓力下放棄了《取代爭吵》之後,政府內爾虞我詐,莫衷一是,交易不斷。 在我們結束塞爾斯登帕克飯店的會議後和5日競選運動開始前的一段時間裡,反映兩黨地位的民意測驗結果出現過反復。我們在塞爾斯登帕克飯店開會時,是我們領先,我們認為我們能贏得大選。到了5日,我們非常突然地落後了。竟落後工黨幾個百分點。受民意測驗結果的短期變化的鼓舞,哈羅德·威爾遜宣佈6月10日舉行大選——我當上首相後從來沒有忘記威爾遜的這個錯誤。當時,保守黨大多數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都認為我們將在大選中失利。這種憂鬱越來越強,大選期間,有一天我到老王后街的保守黨研究部辦公室索取一些材料,我十分驚奇地發現似乎每個人都極其沮喪。 民意測驗結果的變化究竟是怎麼發生的(或者其真實性有多少)不得而知。大選即將到來時、總有一些醒悟的支持者再次對党表示忠心。但同樣千真萬確的是:我們多年在野期間未能認真地著手準備贏得反對社會主義思想鬥爭的勝利。我們將來執政時,將為此付出重大代價。另外,我們未曾意識到,我們本應對我們的政策進行根本性的反思,但我們沒有去做。 在這次竟選中,工黨大肆攻擊我們的政策。而我方像任何反對黨一樣,但比大多數反對黨更理直氣壯和不失時機地揭露工黨破壞了一系列承諾——「工業不斷穩步增長」,「沒有權宜措施」,「不增加稅收」,「不增加失業人數」,「你口袋裡的英鎊不會貶值」,「經濟奇跡」等等。這也是我競選演講的內容,但我也利用了在全國主任教師聯合會在斯卡伯勒組織的一次晚宴上作演講的機會介紹了我們的教育政策。 很難知道是什麼使形勢出現了轉機,如果說確實存在著對我們不利的形勢的話。說來也怪,但情況確實如此。為保守黨做出最重大貢獻的兩個人竟是勢不兩立相互為敵的兩個人:特德·希思和伊諾克·鮑威爾。沒有人能說特德是一個善於交流的人,重要的原因是特德在很大程度上不重視交流。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發現特德是一個正直、有遠見的正派人。他對英國的未來有自己的構想——雖然這種構想有點專家治國論的味道。用基思5年前對我評價他的話來說,特德有「一種拯救英國的熱情」。這突出表現在特德為競選宣言所寫的重要引言上。其中他攻擊工黨的政府是「廉價、平庸的政府,是騙人的政府」。他承諾要「建立一個新型政府」。特德的最後一次競選廣播講話也表明他是一個深切地關心著他的國家、並願為她獻身的忠誠的愛國者。儘管如果我們輸了,什麼也救不了他,但他在競選中表現得很出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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